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建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
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
故称“两税”。此制与租庸调制不同，最显著者，据唐时人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
，以见居为簿”的。这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
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如是则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了。又说“人
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如是则义务劳役等
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这不能不说是此制之好处。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
，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
权、还受田亩的作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这一制度和古制相较，也有它的毛病。据当时一般意见说，租庸调制三个项目分得很
清楚，现在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
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
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
弊。而更重要的，则在此一制度规定租额的一面。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直到井田制
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政府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如汉制规定三十税一，
唐制则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这在全国各地，一律平等，无不皆然。但两税制便把这一
传统，即全国各地甜租照同义规定数额征收的那一项精神，废弃了。再旧制，先规定了
田租定额，然后政府照额征收，再把此项收来的田租作为政府每年开支的财政来源；这
可说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但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像是“量出为入”的。因
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即唐代宗之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
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如是一来，在政府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
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但相因而起的弊病却大了。因为如此一
来，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