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靠“账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
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
。全国户口依照经济情况分列九等。此项户口册，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
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账”则是壮丁册子，在
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壮丁
册子一年重造一次，户籍册子则三年重造一次，一次称“一比”，因其可以用来和
上期的簿账相比对。唐制，州县经常须保存五比，户部经常保存三比；如是则地方
对户口壮丁变动，可以查对十五年，户部可以查核到九年。这一工作相当麻烦。户
口异动，田亩有还授，（丁年十八授田，六十为老，还官。）这样大的一个国家，
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
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况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
光明时代，那时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某一家的年老者已逾六十，他
的名字没有销去；小孩子长大了，没有添列新丁；新授了田的，还是顶旧人的名字
；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恐怕并不
要到达户口太多，田亩太少，田地不够分配，而租庸调制早得崩溃了。这是一种人
事的松懈。至于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扰此项制度之进展，那更不用说了。
即就账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
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
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项制度
可以单独成立的。再说此项制度，其用意颇有些近似现代所谓的“计划经济”。
这要全国民众，每个家庭、每个壮丁都照顾到，计划到。在近代大规模的利用科学
统计，交通方便，声息灵活，印刷术容易，尚且感到有困难。古代交通既不便，
政府组织简单，纸张亦贵，书写不便，这些都是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户口登记
逐渐错乱，此制即无法推行。迫不得已，才又改成“两税制”。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
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