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出生，在四川长大。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我父亲是空军的地勤人员，很少回家。谭峰是我在小镇上唯一
的一个朋友，他跟我同龄——那会儿也是八九岁。谭峰家在我家的隔壁，他父亲是个铁匠，母亲是农村户口，家里
有一大堆孩子，就他一个男的，其他全是女孩子，可想而知他们家的人会有多么宠爱谭峰。那时，只有我知道谭峰
偷东西的事情，除了我家的东西他不敢偷，小镇上几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过。他做这些事情不避讳我，是因为他把
我当成最忠实的朋友，我也确实给他做过掩护。有一次，谭峰偷了人家一块手表，那时候手表是很值钱的，那家人
怀疑是谭峰偷的，一家几口人到谭峰家理论。谭峰把着门不让他们进去，铁匠夫妻都出来了，他们不相信谭峰敢偷
手表。当时谭峰嘴里不停地骂脏话，铁匠就不停地拧他的耳朵。谭峰嘴犟，他大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出去为他做证
，我就出去了，我说谭峰没有偷那块手表，我可以证明。我记得当时谭峰脸上那种得意的笑和铁匠夫妇对我感激不
尽的眼神。他们对围观者说，那是李老师的孩子呀，他家教好，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而变成了“悬案
”。过了几天，丢手表的那家人在家里发现了那块手表，他们还到谭峰家来赔礼道歉，说是冤枉了谭峰，还给他送
来一大碗汤圆。谭峰捧着那碗汤圆叫我一起吃，我们俩很得意——是我让谭峰悄悄地把手表送回去的。谭峰有一个
“宝库”，其实就是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面的东西现在说起来是很可笑的，有许多药瓶子和针剂，还有搪瓷杯
、苍蝇拍、铜丝、铁丝、火柴、顶针、红领巾、晾衣架、旱烟袋、铝质的调羹——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谭峰
让我看他的宝贝，我毫不掩饰我的鄙夷之情，然后谭峰就扒开那堆药瓶子，捧出了一列红色的玩具火车。他小心翼
翼地捧着火车，说：“你看。”他重复着这句话，同时他的肘部阻挡着我向火车靠近，仿佛在说：“你就站在那儿
看，就看一眼，但不准碰它。”那列红色的铁皮小火车有一个车头和四节车厢，车头顶端有一个烟囱，车头里还坐
着一个司机。如今的孩子看见这种火车应该不会稀罕，可是那个时候，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你可知道它对一个男
孩意味着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我记得自己像被磁铁所吸引的一块铁，情不自禁地去抓小火车，可是每次
都被谭峰推开。“你从哪儿偷来的？”我几乎大叫起来，“是谁的？”谭峰说是卫生院成都女孩的，并示意我不要
高声说话。他摸了一下小火车，突然笑了起来，说那不是偷的，“那女孩够蠢的，她就把小火车放在窗前嘛，她请
我把它拿走，我就把它拿走了嘛”。谭峰向我亮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注意到钥匙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
一把简单的、用以拧紧发条的钥匙。谭峰露出一种甜蜜的、自豪的微笑，他把火车放在地上，用钥匙拧紧了发条，
然后我就看见小火车在猪圈里跑起来了。小火车只会直线运动，不会绕圈，也不会鸣汽笛，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
是一个奇迹了。我不想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说：“火车肯定能跑，要是不能跑，那还叫什么火车？”事实上我的那
个可怕的念头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可是我无力把它从我脑子里赶走。我跑到卫生院里找到了何医生，告诉他谭
峰偷了他女儿的小火车。做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难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里，竖着耳朵留心隔壁谭峰家的动静，
何医生和女孩果然来到了谭峰家。我听见谭峰的母亲扯着嗓子喊着谭峰的名字，铁匠怒气冲冲地来到我家，问我谭
峰去了哪里，我不说话；铁匠又问我，谭峰是不是偷了何医生家的小火车，我还是不说话。我没有勇气做证。那天
谭铁匠干巴巴的瘦脸像一块烙铁一样刺刺地冒出怒火，我怀疑他会杀人。听着小镇上空响彻谭峰家人尖厉的喊声，
我后悔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母亲这时候从学校回来了，她在谭峰家门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等到她把我从
蚊帐后面拉出来时，我知道我把自己推到绝境中了。铁匠夫妇跟在我母亲身后。我母亲说：“不准说谎！告诉我谭
峰有没有拿那列小火车？”我无法形容我母亲那种严厉的、无坚不摧的眼神，我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我母亲说
：“拿了你就点头，没拿你就摇头。”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看见谭铁匠像个炮仗一样跳了起来，谭峰的母亲则一屁
股坐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她从鼻子里擤出一把鼻涕，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起来。我没有留意她诉说的具体内容，反正
大意就是谭峰跟人学坏了，给大人丢人现眼了。我母亲对谭峰母亲的含沙射影很生气，但以她的教养又不愿与其斗
嘴，于是我母亲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她用手里的备课本打了我一个耳光。他们是在水里把谭峰抓
住的。谭峰想游过镇外的小河逃到对岸去，但他只是会两下狗刨，到了深水处他就胡乱扑腾起来，他不喊救命，光
是在水里扑腾。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谭峰不肯坦白。他不否认他偷了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但就是不肯说出小火车
的藏匿之处。我听见了谭铁匠的咒骂声和谭峰的一次胜过一次的尖叫，铁匠对儿子的教育总是由溺爱和毒打交织而
成的。我听见铁匠突然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怒吼：“哪只手偷的东西，左手还是右手？”话音未落，谭峰的母亲
、姐姐和妹妹一齐哭叫起来。当时的气氛令人恐怖。我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错过目睹这件事情
的机会；因此，我趁母亲洗菜的时候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我恰好看见了铁匠残害他儿子的那可怕的一幕，看见他
把谭峰的左手摁在一块烧得火红的烙铁上，也是在这个瞬间，我看见谭峰向我投来匆匆的一瞥——那么惊愕、那么
绝望的一瞥，也像一块火红的烙铁，烫得我浑身冒出了白烟。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我的心也被烫出了一个洞。我
没听见谭峰响彻小镇上空的那声惨叫，掉头就跑，似乎害怕失去了左手手指的谭峰会来追赶我。我怀着恐惧和负罪
之心疯狂地跑着，不知怎么就跑到了五保户老张家的猪圈里。说起来真是奇怪，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
那列红色的小火车。我在柴草垛上坐了一会儿，下定决心后翻开了谭峰的宝库。我趁着日落时最后的那道光线仔细
搜寻着，让我惊讶的是，那列红色的小火车不见了，尽管柴草垛已经散了架，我还是没有发现那列红色的小火车。
谭峰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愚笨，他把小火车转移了。我突然意识到谭峰其实是对我有所戒备的。也许他早就想到有
一天我会告密，也许他还有另一个宝库。想到这些，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悲伤。事情过后，谭家非常混乱，谭峰
昏过去了，铁匠一直在呜呜地哭，他抱着儿子，一边哭着，一边满街寻找镇上的拖拉机手。后来铁匠夫妇都坐上了
拖拉机，把谭峰送到了三十里外的地区医院。我知道那几天谭峰会在极度的疼痛中度过，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我
迫切地想找到那列失踪的红色小火车。母亲把门反锁了，我通过窗子跳出去，怀着渴望在小镇的街道上走着。我没
有目标，只是盲目地寻找着目标。走出镇上唯一用麻石铺的小街，我看见了玉米地里那座废弃的砖窑。这一定是人
们所说的灵感，我突然想起来谭峰曾经把老叶家的几只小鸡藏到砖窑里，砖窑会不会是他的第二个宝库呢？我这么
想着，无端地紧张起来。我搬开堵着砖窑门的石头，钻了进去，看见一些新鲜的玉米秆子堆在一起，就用脚踢了一
下。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响声，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呀，就这么简单，我在砖窑里找到了成
都女孩的红色小火车。我会拿着小火车去卫生院找何医生吗？不，要是那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坦率地说，
我根本就没想要物归原主，我当时只是发愁怎样把小火车带回家，且不让任何人发现。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汗衫
脱下来，又掰了一堆玉米，我用汗衫把玉米连同小火车包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裹，提着它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走。我
从来不像镇上其他的男孩一样光着上身在外面走过，因为母亲不允许。我走在小街上时总觉得所有人都在朝我看，
我很慌张。确实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异常。我听见一个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热死人的天，连李老师的孩子都光膀
子啦。”另一个妇女却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包裹，她说：“这孩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不会是偷的吧？”我吓了一跳
，幸亏我母亲在镇上享有美好的声誉，那个多嘴的妇女立刻受到了同伴的抢白，她说：“你乱嚼什么舌头！李老师
的孩子怎么会去偷东西？”我的运气不错，母亲不在家。我为小火车找到了安身之处；不只是床底下的杂物箱，还
有两处作为机动或临时地点；一处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军用棉大衣，还有一处是厨房里闲置不用的高压锅。我藏好
了小火车，一直坐立不安。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把用来拧发条的钥匙并不在，肯定是谭峰把它藏在身边了。
我得不到钥匙，就无法让小火车跑起来，对于我来说，一列不能动的小火车起码失去了一大半的价值。我后来的烦
恼就来自这把钥匙。我根本没考虑过谭峰回家以后我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我每天都在尝试自己制作钥匙。有一天我
独自在家里忙乎，在磨刀石上磨一把挂锁的钥匙，突然门被踢开了，进来的是谭峰。谭峰站在我的面前，气势汹汹
地瞪着我，他说：“你这个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四类分子！”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把挂锁的钥匙紧紧地攥
在手心里，听凭谭峰用他掌握的各种词语辱骂我。我看着他那只被白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左手，一种负罪感使我失去
了还击的勇气，我保持沉默。我在想，谭峰是不是知道了我去过砖窑；我在想，他会不会猜到了是我拿走了小火车
。谭峰没有动手，可能他知道自己只用一只手会吃亏，于是他光是骂，骂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了，就问我：“你
在干什么？”我还是不说话。他大概觉得自己过分了，于是把那只左手伸过来让我参观，他说：“你知道绑了多少
纱布？整整一卷呢！”我仍然不说话。谭峰就自己研究手上的纱布，一会儿，他忽然得意地笑起来，说：“我把我
老子骗了，我哪儿是用左手拿东西，是右手嘛。”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喂，你说烫左手合算还是烫右手合算
？”这次我说话了，我说：“都不合算，不烫才合算。”他愣了一下，对我做了个轻蔑的动作，说：“傻瓜，你懂
个屁，右手比左手重要多了，吃饭、干活都要用右手，你懂不懂？”谭峰回家后，我们不再在一起玩了，我母亲禁
止我去找他，铁匠夫妇也不准他和我玩，他们现在都把我看成一个狡猾的孩子。我不在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常
留心他们家的动静，是因为我急于知道谭峰是否去过砖窑，他是否会怀疑我拿了那列红色小火车。那一天终于来到
了。已经开学了，我被谭峰堵在学校门口。谭峰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他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
拿没拿？”我对这种状况已经有所准备——不能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冷静和世故——我说：“拿什么呀？”谭峰轻轻
地说：“火车。”我说：“什么火车，你偷的那列火车？”谭峰说：“不见了，我把它藏得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
呢？”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能提砖窑两个字，于是我假充好人，提醒他：“你不是放在老张家的猪圈里了吗？”
谭峰朝我翻了个白眼，随后就不再问什么了，他开始向操场倒退着走过去，他的眼睛仍然疑惑地盯着我，我也直视
着他的眼睛，随他向操场走去。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镇定成熟的表现。这一切并非我的天
性，完全是因为那列红色的小火车。我和谭峰就这样分道扬镳了。我们是邻居，但后来双方碰了面就有一方会先扭
过头去，这一切在我这里是由于一个沉重的秘密，在谭峰那里却是一种创伤造成的。我相信谭峰的左手，包括他的
内心都遭受了这种创伤，我得承认，那是我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几个月以后，谭峰在门口刷牙，我听见他在叫
我的名字，等我跑出去时，他还在叫我的名字，但他并不朝我看一眼，他在自言自语，他说：“郁勇，郁勇，我认
识你。”我当时一下子就闹了个大红脸，我相信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让我纳闷的是：自从谭峰从医院回到家，我一
直把小火车藏在高压锅里，连我母亲都未察觉，谭峰怎么会知道呢？难道他也是凭借灵感得知了这个秘密的吗？说
起来可笑，我把小火车弄到手以后，很少有机会摆弄它，更别提那种看着火车在地上跑的快乐了；我只是在确保安
全的情况下偶尔打开高压锅的盖子，看它几眼，仅仅是看几眼。有人说这是做贼心虚，不，比这个更令人痛苦、更
复杂。我有几次做梦梦见小火车，总是梦见小火车鸣响汽笛，梦见谭峰和镇上的孩子们循着汽笛的声音跑来，我就
被吓醒了；我知道梦中的汽笛声来自五里地以外的宝成铁路，但我总是被它吓出一身冷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火
车还给谭峰，错了，按理要还也该还给成都女孩。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有一天，我都走到卫生院门口了，看见那
个女孩在院子里跳橡皮筋，快快活活的，她早就忘了小火车的事了。我想，既然她忘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做这件好
事呢？我就没搭理她，还学着谭峰的口气骂了她一句“猪脑壳”。我很坏？是的，我小时候就坏，就知道侵吞赃物
了。问题其实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有这么一个秘密，我怎么肯把它交出去？然后很快就到了寒假，就在那年寒假
，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回到了武汉，我们一家要从小镇迁到武汉去了。这个消息使我异常兴奋，不仅因为武汉是个
大城市，也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去彻底地摆脱关于小火车的苦恼了，我天天盼望着离开小镇的日子。离开那天，小镇
下着霏霏冷雨，我们一家人在汽车站等候长途汽车。我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在候车室的窗子外面闪了一下，又闪了一
下。那是谭峰，我知道是他，但我不理他。是我母亲让我去向他道别，她说：“谭峰要跟你告别，你们以前是好朋
友，你怎么能不理他？”我只好向谭峰走过去，谭峰的衣服都被雨点打湿了，他用那只残缺的手抹着头发上的水滴
。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好像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我不耐烦了，转过身要走，一只手却被拉住了，我感觉
到他把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就飞快地跑了。是那把钥匙，红色小火车的发条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