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完了，不知怎的我就躺在床上了。床原地没动，但房间却绕着床转起圈来，越转越快。我觉得转得就像我的
Webcor牌唱机，小时候我用唱机听法茨·多米诺，现在我听鲍伯·迪伦和戴夫·克拉克五人组。房间是转盘
，我就是中间的转轴，很快这转轴就要开始扔唱片了。
我睡过去了一小会。醒明白的时候发现自己跪在浴室里，那房间住了我和我朋友路易斯·普灵顿两个人。我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跑到浴室里去的，但幸好如此，因为马桶里满是淡黄色的呕吐物。看起来就像玉米粒，一想到这里，我
马上又开始呕吐。这时我已经吐不出什么东西，只有一股酒气的粘液呕出来，可我脑袋里难受得要命，好像要爆炸
似的。我没力气走路，汗湿的头发粘在眼睛上，我就这么爬回了床上。明天我就好了，我想，随后又昏睡过去。
早上，我胃里好受了些，但胸腹之间的横膈膜因为频繁呕吐而感到酸痛，我脑袋痛得里面突突直跳，就好像满口的
牙都在发炎。我的双眼仿佛变成了放大镜，宾馆窗口透进来的早晨明亮的可恶阳光经过这对放大镜聚光，很快就能
把我的大脑点着。
参加当天安排好的活动——时代广场散步，乘船游览自由女神像，登帝国大厦楼顶——是根本不可能了。散步？我
想吐。乘船？想吐两遍。乘电梯？四倍想吐。上帝啊，我几乎动都动不了。我找了个很弱的借口，那天大多数时候
就赖在床上了。傍晚的时候，我感觉略微好了些。我穿好衣服，沿着大厅偷偷溜到电梯口，坐到了底楼。我还是什
么也不想吃，可我觉得我可以喝杯姜汁汽水，抽根香烟，买份杂志看看。结果我赫然发现大堂里坐着看报纸的那位
不是别人，正是厄尔·希金斯先生，即老白球。我尽量想静悄悄地从他身边经过，但是没有得逞。我从来礼品店回
来的时候，发现他把报纸放在腿上，正看着我。我心里一沉。这下我又惹校长的麻烦了，也许比我上次《乡村呕吐
》那事闹得更大。他叫我过去，这时我发现了件挺有趣的事：希金斯先生其实人不错。那次我的搞笑小报他反应那
么激烈，也许是因为玛吉坦小姐坚持要严肃处理。再说我当时才十六。而我第一次宿醉醒来时已经快十九岁，被州
立大学录取，这趟全班出游结束之后还有份纺织厂的工作在等着我。
“我听说你生病了，不能跟其他同学一起参观纽约，”老白球说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我说是的。我生病了。
“错过今天的活动是你的遗憾，”老白球说，“现在感觉好些了？”
是的，我觉得好多了。也许是肠胃炎，那种急性感染，一天就好。
“我希望你不要再染上这毛病了，”他说，“至少这趟旅行中不要。”他又盯着我多看了一阵，目光仿佛在问我是
不是明白他言下之意。
“我肯定不会再犯了，”我认真说道。如今我算是知道醉酒的感觉了——一种模糊的快意翻涌，一种比较清楚的认
识，发现多半的意识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肉体，像科幻电影里的摄像机一样拍下一切，然后就是难受，呕吐，头痛。
不，我不会在染上这毛病了，我对自己说，这趟路上不会，以后也不会。一次就够了，为的是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
一回事。只有白痴才会再做第二次实验，只有神经病——受虐狂神经病——才会经常酗酒。
第二天我们去了华盛顿，路上在阿米希人居住区稍作停留。停车场附近有家卖酒的商店。我进去看了一圈。虽说宾
夕法尼亚州的合法饮酒年龄是二十一岁，我当时身穿仅有的一套好西装，还有外公的旧黑大衣，可能看上去足有二
十一岁——事实上，我很可能看上去就像个刚刚刑满释放的年轻犯人，个子高大，很饿，很可能脑子还不大正常。
店员没让我出示身份证件就卖给我五分之一瓶四朵玫瑰牌威士忌，等到我们停下来过夜的时候，我又喝醉了。
大约十年之后，我跟比尔·汤姆森一起在一家爱尔兰式酒吧里。我们有太多事值得庆祝，其中重要一件就是我第三
本书《闪灵》的杀青。这本书说的恰好是一位酗酒的作家，以前也做过教师。当时是七月，是全明星棒球赛的日子
。我们计划吃一顿把菜都摆在热腾腾的蒸汽保温桌上的老式晚饭，然后去喝个烂醉。我们先在吧台上喝了两杯，然
后我开始念墙上的标语。其中一句是“在曼哈顿就要畅饮曼哈顿”，还有一句说“星期二买一送一大优惠”，第三
句说“工作是饮酒阶级的恶咒”。这时我发现在我正面前的一条标语：“晨间特惠！伏特加鸡尾酒周一到周五8-
10点每杯一元。”
我示意吧台服务生过来。他走了过来，秃头，灰衣，可能就是1966年卖给我第一瓶酒的那个人。可能真的是他
。我指指那条标语，问：“什么人会一大早八点五十分跑来喝伏特加配橙汁？”
我对他微笑，但他没笑。“大学男生，”他回答道，“就像你。”
33
1971或者72年，我妈的妹妹卡洛琳·威莫死于乳腺癌。我妈和艾瑟琳姨妈（她跟卡洛琳是双胞胎）一起乘飞
机去明尼苏达参加她的葬礼。那是我妈妈二十年以来头一次坐飞机。在回程飞机上，她所谓的“私处”突然开始大
量出血。虽然那时她早就过了绝经的年纪，可她对自己说那只不过是最后一次例假来潮。她在那架颠簸的环球航空
公司喷气式飞机的小厕所里，用棉条塞住止血（堵住它，塞住它！就像苏·斯奈尔跟她的朋友们喊的那样），随后
又回到座位上。她没跟艾瑟琳说起，也没告诉戴维或者我。她也没去里斯本找乔·门德斯看看，这位大夫不知多少
年前开始就一直是她的全科医生。她什么都没做，就像她遇到麻烦的时候一贯的作风：自力更生不求人。有那么一
段时间，一切似乎都挺正常。她享受工作，身边有朋友相伴，四个孙儿承欢膝下，戴维家两个，我家两个。后来一
切就不再正常。1973年的八月，她做了个手术剥除几条严重曲张的静脉血管，随后的一次检查发现我妈得了子
宫癌。奈丽·露丝·皮尔斯伯里·金，这位女士曾把一碗果冻翻倒在地，后来索性在果冻上跳起舞来，旁边两个儿
子看得热闹，笑翻在地。我认为，她实际上是死于尴尬难堪。
结束的日子是1974年的二月。那时候《魔女嘉莉》的一部分版税已经到了手，我得以帮忙付了部分医药费用
——至少这点我不遗憾。而且她最后的时刻我陪在身边，，留在戴维和琳达家后面一间卧室里。前一天晚上我喝醉
了，但还好宿醉不太严重。任凭谁守在母亲临终的病榻旁的时候，总不希望宿醉得太厉害。
早上6点15分戴维叫醒我，隔着门轻轻说，他觉得妈妈可能快不行了。当我赶到主卧室，见哥哥坐在母亲床侧，
替她拿着一支Kool牌香烟让她抽。她拼命喘一阵，再抽一口烟。母亲当时意识很模糊，眼睛看看戴维看看我，
然后又转向戴维。我挨着戴维坐下，接过那支香烟，把她送到口边。她伸着嘴唇含住过滤嘴。床边一堆眼镜把一本
《魔女嘉莉》的校样映射出许多投影。在她去世前一个月左右，艾瑟琳姨妈曾经把故事读给她听过。
妈妈的目光看看戴维又看看我，转向戴维又转向我，转向戴维又转向我。她原本体重有一百六十磅，如今消瘦得只
有九十磅，皮肤泛黄，还紧绷着，看上去就像墨西哥死神日大街上巡游的木乃伊。我们轮流替她举着香烟，直到香
烟烧到过滤嘴，我才把它掐灭。
“我的儿，”说完，她又陷入了沉睡抑或是无意识的状态。我头痛，于是从她桌上许多药瓶里挑了两颗阿司匹林吃
下去。戴维握着她的一只手，我握着另外一只。被子下面躺的身体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一个挨饿畸形的孩子。我
和戴维抽着烟，聊了几句。我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只记得前一天夜里下过雨，气温下降，早晨满大街都是冰。我
们听得到她每次沉重刺耳呼吸声的间歇越来越久。最后不再有呼吸声，就只是间歇。
34
我母亲葬在西南角公理教派教堂外面；她生前做礼拜的卫理公会教堂因为天气寒冷闭关了，那里也是我们兄弟长大
的地方。我念了悼词。我觉我完成得还不赖，醉成那副德性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