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少年的你》的文案营造了巨大的情感张力，QQ空间金句又一次赢了。诸如“只有你赢了，我才不算输”
、“反正也没人在乎我，我有什么好怕呢”、“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等海报文案，让许多不了解故事的潜在观
众也能被情绪牵引。释出主题曲后，《少年的你》还挑选了9条“听后感”放进剧照官宣，一切以受众的情感体验
为主。
《后来的我们》主打前任怀旧，《前任3》煽动失恋情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聚焦现代“爱无能”，都找准
了情感发力点。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提出:“人们的消费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最为高阶的层次就是情感消
费。”对于观众而言，动之以情是激发观影欲望的最有效方式。
对于泪点片来说，眼泪就是最好的褒奖。以赢了票房输了口碑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为例，它的成功之处在于
对现代情感关系的“提纯精炼”。为了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创作者甚至有意识的牺牲了个性化，选择了更加激进的
叙事套路。
尽管自我牺牲，殉情等情节夸张悬浮，《比悲伤更悲伤》还是引发了观众的感怀。经过具有重复性、失真性的“提
纯”处理，电影彻底成为合格的消费品。这并非类型片的缺陷，其背后有着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因。那就是，人们始
终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憧憬和期待，无论其现实是否存在。
《前任3》则是典型的怀旧消费，闪回镜头和对其他电影的互文性参照，补偿了观众的情感缺失。内在肌理上，它
是一种叙事策略，帮助完成片中人物的情感逻辑；外在影响上，它是观众逃避当下压力的一种温情港湾，进而使他
们产生话语认同。
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是如何批评青春疼痛作品的，应该清楚泪点片曾是“矫情”、“狗血”、“无病呻吟”的代
名词。但如今，社会价值的加入，使它们有了更具抵抗力的内核，带上了一顶“你很难批评我”的保护帽。
它们之中，既有“解决问题式”的《我不是药神》，也有“警醒问题式”的《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
我不是药神》由于焦点舆论，使得总理都亲自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这种
以一部电影之力，促成社会民生改善与进步的作品，在国产电影史上屈指可数。
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曾鼓励“解决问题式”的纪录电影创作方法。《我不是药神》显然是对
这种先锋潮流的呼应，它充分证明了：电影不应只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再现，更应成为将艺术创作和社会价值连接起
来的桥梁。
在现实主义的审视中，《我不是药神》可以视作是反映慢粒白血病患者群体的一面镜子。如思慧和丈夫离异后，不
得不靠跳钢管舞延续女儿的生命；黄毛彭浩生病后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选择远走他乡；《后来的我们》则触摸了
北漂的“现实疼痛”，群租房、中关村市场、过道摆地摊、挤公交地铁等画面，使观众产生镜像式共鸣和认同。
作为“警醒问题式”的电影，《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都对“残酷青春文学”的影像化呈现，予以了重新
定位与时代校准。奢靡浮夸的影像风格，被现实主义化的冷冽审视取代。
它们完成了叙事母体的“迁移”，《悲伤逆流成河》将一个年少意气迷茫反叛的故事，重塑为对人性阴暗、校园霸
凌、亲情淡漠的控诉，叩问了社会良知，唤起共情心理；《少年的你》则将重点放在了“校园霸凌”的刻画上，对
原著后半部分的“推理”予以弱化。
尽管在人物设置上，依旧囊括了疼痛文学、言情故事和女性网文的标配。但《少年的你》和《悲伤逆流成河》都更
有意的将角色，置入校园欺凌的复杂发生机制中，为人物行为提供合理动机。
普适性的人物形象，增强了故事影射与情感代入。陈念和易遥不再是有着特殊经历的生命个体，而代表着一类人：
因家境贫穷、文化差异、形象外貌等非主观因素遭到误解和欺凌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