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
但老是不得其门。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那时候我通常
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
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
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长大后的某一天，
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有一年父亲的腿被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
一家外科医院治疗。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
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
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
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
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
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我带你
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
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
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