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这使大量中国的年轻夫妇面临生不生二胎的选择。
他们大多是城市家庭，有些三十多岁的夫妇已经有一个孩子，突然获得了合法生二胎的可能性。
然而留给那些三十多岁夫妇做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此外他们周围是只生一胎的社会大环境，要生二胎，
他们将成为中国城市里第一批普通双子家庭的主力。毫无疑问，他们将经历特殊的育子压力。
中国城市当下的实际育子成本大体触及了普通独子家庭承受力的底线。中国家庭都望子成龙，
孩子的教育投入在家庭经济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是各种昂贵的育子项目纷纷出台，
孩子上学有偿择校成为普遍现象。这耗尽了很多年轻家庭的财力。
以目前的独生子女养育成本，将它们乘以2，是很多城市普通家庭承受不了的。
这肯定会抑制部分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愿望。如果今后大量城市家庭生二胎，中国的教育产业就需做出调整，
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选择，独生子女社会特有的很多风尚和消费习惯都要随之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二胎”政策只是中国城市重新过渡为双子及多子家庭社会的开始。
这个过渡很可能是漫长的。
“单独二胎”政策是允许和开放单独家庭生二胎，这与全面鼓励生二胎还不是一回事。如果采取鼓励的态度，
国家就应投入财力或做更有力度的政策调整，帮助生二胎的家庭。而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
生二胎的成本需要自己承担，这些家庭将成为推动中国生育政策再过渡、再改造的市场力量，
他们大概会付出比以后养育二胎更高一些的成本。
《决定》在要求放开“单独二胎”的同时，也表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客观来看，
计划生育国策的确没有被放弃，中国重新成为“随便生”的国家或许还要等很多年，
成为全面鼓励生育的国家将是更远的事。
中国面临人口总量过多，然而少子老龄化又已经袭来的独特尴尬，这一困境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调整生育政策不得不统筹兼顾这两个难题，同时把握好方向和节奏。
我们认为《决定》做出的调整是正确和稳健的，它是中国走向更为完善生育政策的过渡性选择。
然而由于国家只是“放开”，而非“鼓励”，现实育子环境会让很多年轻家庭纠结，
也会让生了二胎的普通家庭面临生活艰难。国家有必要对教育市场进行一定干预，
减轻城市双子家庭的养育负担，从而让普通的单独家庭能够实际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
而不是使这项政策成为富裕家庭的“特权”。
有学者计算，放开“单独二胎”后，中国预计每年多出生100万的孩子，
对中国人口结构不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其实这种影响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为它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转折点，
而且将触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大量连带变化。如果多出生的孩子过少，将既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失败，
也是社会公平建设的新缺憾。
国家越庞大复杂，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改革就越是它的生命线。然而现实是，公平常常被权力和财富买走。
我们希望“单独二胎”不会在城市贫富家庭之间划出新的界限，我们知道做到这点决不像喊个口号那么简单，
但政府推出一项社会政策，就需有一些相关调整的跟进，再难也需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