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
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
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
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
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
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
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
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
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
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
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
（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
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
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
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
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
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
役。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
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
“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
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
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
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
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
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
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
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
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
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
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
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
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
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
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
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
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
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
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
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
义。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
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
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
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
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
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
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
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
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
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
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
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
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
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
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
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
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
，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
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
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
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
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
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
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
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
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
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
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
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
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
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
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
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
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
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
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
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
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
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
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
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
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
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
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
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
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
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
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
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
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
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
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
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
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
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
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
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
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
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
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
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
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
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
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
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