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里讲过她的父亲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
刚过午休，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就进了章家厨房，
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等水烧开，放碱，然后用碱水洗厨房，
洗到案板发白，地砖见了本色才罢手。
再过了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穿白色衣裤的人，
肩挑手扛着整桌酒席用具，还有人扛着烤鸭用的大捆苹果木枝。
院子里，肥鸭流油飘香，厨师在白布上使用着自己带来的
案板、炊具——连抹布都是自备的，雪白。
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结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诒和的评价很动人：“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
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精心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
活在个体的生动感受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那一代人如何活着？具象地说，是活得“有规矩”；
抽象地说，是活得“有样子”；简单地说，是活得有尊严；
往大了说，是依然有着某种精神制约，服从于某种精神力量——
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力量。
伶人已逝，“第一玩家”王世襄的去世，
让很多人哀叹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束，
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两个字，“讲究”。
“讲究”并不代表财富——用金钱穷凶极恶地堆积奢华的生活方式，未免失了分寸。
“讲究”的生活一度被批判为小资的，而“讲究”的人，
也只好遮掩着对于生活细节的爱好，悄然毁掉了自己的“样子”。
直至今日，人们终于不必隐藏对于生活细节的追求，
以至于对物质有种报复式的恶形恶状的追求：把苦过的日子赚回来。
“享受生活”的说法重新回到话语当中，并且被自动等同于豪门豪宅豪车。
享受生活，不应是享受生活的豪华，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谈论器物时说：
“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许华丽、繁琐、病态，
而必须结实耐用。忍耐、健全、实诚的德性才是‘器物之心’。”
朴素的器物因为被使用而变得更美，人们因为爱其美而更愿意使用，
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样的默契和亲密的关系。
人与器物的关系，如同人与生活的关系。
我刚刚去了日本的京都，入住那里的旅馆，
常常给人以“家徒四壁”的感觉：朴素吸音的墙壁，
一张榻榻米，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洗澡如厕皆不在房间内，
这样的布置，简单得几乎有了“寒苦”的感觉，
除了睡觉、喝茶，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干。
出门，连庭院都是枯山水，人就这样和自己形影相吊，
只有空气中苦凉的香草气相伴，所有的生活纹理变得异常清晰，
再耐不住寂寞的人也被迫正视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现代人往往筋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足，
然后再花大价钱、大把时间去清贫简陋的环境中体验，
并命名为“修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
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我们谈论金钱、谈论社会、谈论变革、谈论技术、谈论未来，
却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当我们谈论生活时，
我们谈论焦虑、谈论烦恼、谈论不满、谈论他人，
而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本身的本质。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