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访来源于The Match Factory
以下是采访正文：
记者-Q
维姆·文德斯-WW
Q：《完美的日子》标志着您在数十年后重回日本。您能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个电影计划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WW：这部电影最初是缘于去年年初我收到的一封意外来信。“您有兴趣在东京拍摄一系列虚构短片吗？
可能是4到5部，每部时长大约为15到20分钟。这些短片都和一项宏大的社会公共项目有关，
涉及知名建筑师的作品，我们将确保您可以自己开发剧本，并找到最合适的演员。
我们保证您将拥有完全的艺术创作自由。” 那听起来至少是有趣的。
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回到日本，对东京感到真正的思乡之情。
所以我继续将这封信读下去：“该项目涉及公共厕所，希望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来向大众表达
日本独特的‘欢迎文化’。”其中，厕所的地位，与我们西方仅仅视其为“卫生”的看法，完全不同。
对于我们来说，厕所并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相反，它在文化中是缺席的。
而在日本，它是意味着宁静和尊严的小圣殿...
我喜欢我看到的那些照片，它们拍下了许多建筑奇迹。那些建筑更像是守护着清洁卫生的寺庙，而不是厕所。
我喜欢与之相连的艺术概念。而且我确实很乐意在一个虚构的语境中看到它们。
我一直觉得 “场所”在虚构的故事中，比在真实的情况下更受保护。但我并不喜欢拍摄一系列短片的想法。
那不是我的表达语言。我回答说，与其拍摄4次、4天，为什么我们不在这17天内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呢？
拍摄4部短片有什么意义呢？想象一下，如果有一部长片电影会怎样！
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喜欢您的想法！但这能行吗？我回信说：可以！如果我们将故事中的场所减少一些，
把主要人物减少到一个。但首先我得亲自过去看看。我不能在不了解故事发生地的情况下想象一个故事。
而且我现在正在忙于其它的拍摄。我可以在五月为你空出一个星期，然后我们或许能在十月拍摄，
届时我可以从另一部电影的后期制作中抽身，有一段时间空闲
（那是《安塞姆·基弗：流年之声》(Anselm)，其制作已经进入第二年，并已开始在剪辑室剪辑了。
所有的拍摄工作都已完成）。
我最终在五月前往东京，待了十天。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主演，役所广司，
他将饰演我笔下的角色（我看了十多部他演的电影，我一直很钦佩他）。我见到了那些场所，
它们都位于我喜欢的涉谷区。这些公共厕所实在是太美丽了，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但它们并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只有当我们成功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公厕看护人，一个真实可信的角色，才有可能拍成一部电影。
他的故事本身就很重要，只有当他的生活值得观看时，他才能推动整部电影，以及那些场所，
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所有理念。比如日本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关注，对“城市”和“彼此”互相尊重的情感，
使得日本的公共生活与我们（西方）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因此，）我无法独自创作这个故事。
但我发现高崎卓马(Takuma Takasaki)是一个出色的搭档兼共同编剧。我们深入挖掘，
找到了故事的主人公
Q：这部电影以近乎诗意的方式，呈现了一个男人在东京过着朴素但自足的生活，表现出日常之美。
WW：是的，你说的对。但这一切都源于平山。这就是我们给这个在我们内心深处逐渐成形的男人
所决定取的名字。我想象了一个曾经过着上流生活，后来却陷入深渊的男人。然后有一天，
当他处于生活的最低谷，他看见阳光奇迹般地照射在他身处的糟糕世界中，形成树叶的倒影，
他苏醒过来，产生了顿悟。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这些有时会突然出现的幻影：“（日语）”：
树叶在风中起舞，它坠落下来，影子落在你面前的墙上，这一切由宇宙中的一束光——太阳创造。
这样的幻影拯救了平山，他决心过另一种生活，一种朴素谦逊的生活。他成为了我们故事中的清洁工。
他专注、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切，其中包括他的旧照相机（他只用它拍摄树木和木漏れ日的照片）、
口袋书以及旧磁带播放器，以及他年轻时期收集的磁带。他的音乐喜好也启发了我们电影的标题：
当平山（他已经在剧本中了）有一天听到卢·里德(Lou Reed)演唱的Perfect Day时。
平山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剧本的支点。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构成了一个规律的节奏，
而其美妙之处在于，你开始注意到那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次都在改变的微小事物。
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学会了完全活在当下，那么生活也就无所谓固定的模式，只有一连串的独特的事件，
独特的相遇和独特的时刻，它们接连发生，永不停歇。平山带领我们进入这片幸福与满足的境界。
正如电影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我们也用同样的开放和慷慨心态看待他遇到的所有人：
他懒散的同事隆和他的女朋友亚也，一个住在平山每天工作的公园里的流浪汉，来找他寻求庇护的侄女妮可，
平山在假期里光顾的小餐馆的老板妈妈桑，她的前夫以及许多其他人。
Q：关于日本及其文化，让您如此着迷的原因是什么？而在这部电影中，
您认为有哪些日本文化元素占据主导地位？
WW： “服务”一词在日本与在我们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拍摄结束时，我遇到了一位知名美国摄影师，
他无法相信我拍摄了一部讲述厕所清洁工的电影。“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啊！”他说道。
“我年轻时前往日本学习武术，我拜访的那位著名大师对我说：‘如果你在公共厕所工作半年，
每天如此，那么你可以回来见我。’ 我就这样做了。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清洁厕所，在东京的贫困区。
大师从远处关注着我，后来便收我为徒。但直到今天，我每年还是会有一周的时间做保洁。”
（这位男子现在年逾六旬，从未回到美国）总之，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大公司领导的故事，
他们只有先于员工到达工作岗位，并清洁公司的公共厕所后，才能赢得员工的尊重。这不是“低下”的工作。
相反，这是一种精神态度，一种平等和谦逊的姿态。
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你才会理解“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有一次，那时我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是我拍摄《直到世界尽头》(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的梦境场景时，
我接待了一位首次到访日本的美国朋友。当时是冬天，许多人都戴着口罩（在疫情爆发前的三十年）。
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害怕感染病毒？”我告诉他：“不，他们一点也不害怕。
他们已经感冒了，戴口罩是为了保护他人。”他疑惑地看着我。“不是吧，你在开玩笑吧！”
他们并非害怕病毒，（保护他人）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
Q：您和东京以及日本的缘分由来已久，东京本身在《完美的日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您有机会在这座城市里通常不允许拍摄的地方进行拍摄。在东京拍电影的体验是怎样的？
自从《寻找小津》(Tokyo-Ga)之后，东京这座城市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WW：我第一次在东京闲逛，并迷失在其中时，就爱上了这座城市。那已经是在七十年代末了，
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年代。我会在城市中漫步数小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然后只要搭上任意一列地铁，就能回到酒店。
每天我都会去不同的区域。我对这座城市看似混乱的结构感到惊讶。
你会看到古老的木制房屋旁矗立着摩天大楼，这些房屋坐落在繁忙的十字路口边上；
当你在充满科幻风的双层或三层高的立交桥下行走，然后你会发现宁静的住宅区和迷宫般的小街道就在旁边。
我在东京见到的所有充满未来感的事物，都使我深深着迷。当时，我一直认为美国是迎接未来的地方。
而在日本，我找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版本，一种非常适合我的版本。
当然，我还通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得到了启发（他仍然是我的导师，尽管在成为一名年轻的电影制作人，
并已有数部影片问世后，我才得以看到他的作品）。他几乎以一种科学仪器般精确细致的方式，
向我们叙述了从20世纪二十年代直到他去世前的六十年代初期，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日本文化。
我在1982年拍摄了《寻找小津》，追随着他的足迹，试图看看自他二十年前最后一次拍摄东京以来，
这座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Q：您总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将音乐融入电影，并以此闻名。在《完美的日子》中，
您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概念。
WW：为简单的日常生活构思一篇“配乐”似乎有些不妥。但平山聆听的是他那些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音乐磁带，
他的音乐品味为我们呈现了他生活的原声。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
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
奇想乐队(The Kinks)或卢·里德，还有其他一些，甚至包括那个时期的日本音乐。
Q：您将这部电影献给大师小津。他的作品中有哪些元素对您影响最为深刻？
WW：主要是弥漫在他电影中的那种感觉，即每件事物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刻都只会发生一次，日常故事是唯一永恒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