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
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
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
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牛马般地付出，
绵羊般地忍耐，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这忍耐究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而几乎所有
脑满肠肥的“城市贵族”，甚至是专家教授，开车玩一回“农家乐”回来盛赞农民的乐天知命，
而他们哪里知道隐藏在这笑容背后的是永无止境的伤害积淀而成的无奈。无数次的哀哭使他们知道，
哭没有用。没有人因为他们哭丧着脸而给予帮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
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褛；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
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
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　　
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总是有限的，但是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人们知道，
只要我肯牺牲一些在我看来不重要的价值，加上努力，就总是可以达到目的。再也没有比我十分清楚
我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命运更令人绝望的了。一个人的处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这只是因为我自己
不愿放弃安逸，开辟新天地；只要我愿意，就没有哪个人或组织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进程，那么，
这现状就变得可以忍受。在这儿，忍受不忍受苦难，何时动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标准是什么，
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不是任何人或组织灌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