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亲剪下脐带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我语言的地域性和归属感，这种地域性，如同故乡的山水一样，几十年来，
一直顽强地伫立在我心里，不管岁月的风沙有多大，丝毫未减。
我出生在陕南山地的一个叫棣花的镇子里，那里风物清朗，山水清明，古文化遗迹众多，便注定了那里的人，
生硬强悍，不管日子多么紧巴，不管局面多么狼狈，也从不曾说软话，不向命运示弱，不给生活低头。
因而那里的语言，也是文气中夹杂着几分生硬、语重的成分，比如哥哥，叫果果，上衣，叫袄。
当然这些别音一样的差异，也是我十多岁外出上学后才感知到的。十几岁前，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
自以为天底下的语言毫无二致，从未对我这亲切的母语怀疑过。我甚至享受其中，田间地头，学校街头，
巷道邻里，都侃侃而谈的是我们互通又自然的母体语言。我们对这种语言，娴熟，驾轻，运用自如，包括呵斥，
骂人，都表达得痛快淋漓，酣畅自如，让人没有一丝怀疑和异议，可谓又准又狠，达到情绪完全宣泄的目的。
直至让对方气愤，恨恨不平，甚至争吵，辱骂，方为止。故乡的语言，如一把利剑，狠狠地戳中对方的致命处。
而故乡的语言，同时又是温软的，甜蜜的，富有情致的，比如说娃乖，
说者一边用温热的手爱抚着小孩细腻的面颊，一边神情兼备地夸赞：这娃乖的，能把人倩死！这种语气和声调，
如温软的细雨，落在哪里哪里潮湿，又如绵软的风，吹在身上，心起涟漪。
语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不容更改的文化综合气息的传承，有着深刻的地域性、
历史性和文化因素与内涵。不然怎会有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是一种顽固的文化显体。
十几岁到外面上学，语文老师，一个矮敦，幽默，又喜欢喊我站起来为大家朗读课文的老头，笑眯眯的、
和善的样子，每次我流利地用他要求的普通话以最快速度读完全文后，如释重负般，舒气的瞬间，
被他指令坐下的同时，他总会半是讥讽半是指教地说，你的秦腔真好！刚刚坐下，他这么一说，
我心里满是不以为然，也有些许自豪，面热耳烧。毕竟，我读完了，流利地，以最快速度。那时候，
磕磕巴巴读文章的多的是。就那，我还深陷在母语中而不知自己的错误，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
从没意识到自身问题。我蒙蒙混混的，如此几十年。直至后来外出开会、旅游，
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给我带来的严重障碍。初次还不觉得，成员们都是自家人，陕西的，尽管交流语音有别，
但都能听得懂。外出就麻烦了，购物、与导游交流，想了解当地或景点更多的知识，那就成了问题。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怎样，尽管我鼓起勇气，趁没熟人时，偶尔夹杂些秦腔式的普通话，但对方要么勉强能懂，
要么不知我所云，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也比手画脚，禁不住手在眼前或空中飞舞，
试图以肢体动作取得他们的沟通和回答。那种艰难，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我恨不得带上纸和笔，
为他们书写我的要求和想法，可毕竟太慢，这办法实施起来也困难，不通畅。
后来参加一些聚会，每遇到朗诵或演讲，我都极力退缩，将自己缩至微末，但除非我不参加，否则这丑出定了。
后来索性不去，或者非去不可，就直接提前声明不朗诵不说话。也有些时候，对主办方的好意盛情难却，
便打了稿子，让那些操一口流利又标准的普通话的美女、先生们代替。这于我，是一种感激，也是一种无奈，
一种母语根植于骨子里而无法剔除、须臾不离的无奈。我庆幸着母语给我的认同和归属感，也为自己的不能入流、
不能大同而烦恼过。无数次这样的尴尬过后，孩子鼓励说，学普通话么，跟电视新闻广播学。
而我总是因各种借口为自己推脱。其实心里，还是很羡慕很向往一口流利又标准的普通话的，曾暗自遗憾，
当初没上师范，不仅琴棋书画样样俱全，而且演讲功能自然天成，普通话更是不用说的基本功。
和孩子出去旅游，我只和她说，其余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她都一人承担。走在陌生之地，
我像一个老老实实的哑巴，眼巴巴地巴望着问路或购物的女儿归来，而站立原地不肯挪动。我尚年轻，
但外出的时候，我却成了一个十足的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一样，凡事需孩子张罗。这都是母语带给我的僵硬和不畅。
不过也无大碍。那次雨天，在成都的锦里，坐在湿漉漉的伞下品尝菠萝饭的彼刻，
我听见一声熟悉的抱怨：这有啥好吃的？一听是陕西音，我立马好意地回头，望见两张似曾熟悉的、
陕西人的面孔，端庄、温厚、淳朴、和善的表情，顿时我们彼此相望，心里有一股相通的亲切感，
不约而同地示意一下手中的菠萝饭，表示理解和友好地相视一笑，然后各奔新奇又陌生的路途。
新常态下有许多新要求，看来我固执的母语需要剔除和更新，否则就成问题，我还没到死卧犁沟不起的地步。
我必须趁机而为，自我克服，随机学习。如果有条件，有氛围，我相信自己也会步入普通话轨道，
而不是会被贻笑，或中途因没有底气甚至别扭而被调换语音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