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皇帝，呈递国书，
完成了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高层外交接触”。在马戛尔尼看来这是一次平等独立的“外交活动”，
但在乾隆帝看来，这是一次清廷充满戒备的“朝贡活动”。
两者认知的误差缘于中英两国迥异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英国对中国的朝贡体制以及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
邦交惯例乃至“送礼文化”没有清晰的认识；清廷亦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
外交谋划乃至全球的国际局势一无所知。这场对话在开始之前就是充满未知与风险的。
而更值得注意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中英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因“翻译”而产生的沟通模式与内容的差别。
王宏志的新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便向读者清晰地阐述了中英双方对话中的信息误差所在
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缘由——“翻译”，
并向读者展示出“翻译”这一媒介是如何影响此次外交接触的走向及结局的。
在马戛尔尼访华这一重要事件中，作为清廷与英国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与乔治三世，是事件的发起者与决策者，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因时空与语言的阻隔，两位君主只能分别位居沟通对话的两端，远远相望，
借由中间人群的沟通交流得以实现最终“对话”。乔治三世派以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为首的使团出使清廷，
马戛尔尼精心挑选了使团翻译在出使过程中承担口译与书面翻译国书、信件的重任，
帮助他们实现与清廷官员的有效沟通。同样，作为接待方的清廷，
既有广东政府官员与专门的接待大臣负责接引使团，同时也招揽了外国传教士作为清廷的翻译人员。
在这场语言阻隔的对话中，决定对话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就是居中的“译者”及其所主导的外交文书、礼品清单、
国书与敕谕的准确翻译与内容传达。换言之，“翻译”决定了对话的有效性。
《龙与狮的对话》将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与细节都展示在了读者的面前。尤为可贵的是，
该书作者掌握了第一手史料，实现了那些真实存在于历史场景当中的重要文本的“文本分析”，
同一文件的原文和译本确定信息忠实传递的程度，并结合处理和接受这些文本的人的身份、所处位置，
来确定参与翻译并接受翻译结果的人的心态与意图。
首先，作者通过文本分析与史实梳理，向读者展示出了使团译者的“不忠实”之处，这种“不忠实”
既是客观条件如译者中文教育水平的限制所致，也是译者本人的需求与使团需求相违背后译者主动为之。其次，
作者也展示出了清廷官员及翻译人员的“不忠实”，清廷官员的态度毋庸多言，
深深沉醉于天朝贡赋体制的官员总是会润色出让乾隆帝满意的表述。
所以更值得关注的是为清廷提供翻译服务的其他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这些人翻译的专业水平同样非常有限，
且所处的位置不同，意图实现的目标也不同，他们的有意操弄使得这场对话横生了一些枝节。
若将这种举动置于全球视野来看，因为清廷译者身份的特殊性及译者之间的矛盾与所属国家的政治关系，
导致除英国外其余与清朝有利益纠葛的国家也被牵扯在内，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关系好坏，
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清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从旁“协助”还是从中“作梗”。再次，
虽然乾隆帝对翻译可能产生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谨慎的态度，所以清廷利用不用国籍的天主教译者相互制衡，
相互监督，并将翻译的结果互相验证，以保证最大程度上获取英方最真实的意图。但清廷根深蒂固的“朝贡”
观念也决定了译者如实翻译的艰难，因为自居“天朝上国”的清廷绝不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夷”，
译者只能小心谨慎地将英方“平等外交”的语言润色为“朝贡天朝”的语言。
马戛尔尼访华的中英对话，因参与双方彼时在全球地位中的重要位置而被指代为“龙与狮”的对话。
作者用抽丝剥茧般的叙述将原始的历史场景一一还原，向读者展示出这场“龙狮”对话多少有些“鸡同鸭讲”
的意味，也让读者意识到，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固化印象的不断重复，正是因为忽视了翻译问题。
“翻译”是中英双方第一次正式交流互动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
这与以往我们所认知的直接而正面的外交沟通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政治斡旋与外交博弈的重要性在此刻让位于翻译这一“媒介”的重要性，但“翻译”
问题却常常在相关研究中被埋没，原因是多方面的。“翻译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学科壁垒，
大量历史材料尤其是译本乃至口译记录的难以获得甚至是缺失等等，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在主流历史研究中“媒介视角”的缺失。
以马戛尔尼出使清廷这一历史事件为例，事件发生的背景、地点、
原始情境以及后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一开始就在历史学家的眼睛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
文书等可供研究的“实体对象”也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是语言的障碍、翻译的关节、译制的中间文本，
仿佛都不存在，即“媒介”本身及因“媒介”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也不存在了。
恰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社科还是人文学界，都普遍存在‘媒介盲’的状况。”
《龙与狮的对话》以翻译这一媒介为观察视角审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展示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思路，将目光从研究对象本身拓展至联结、沟通、影响研究对象的“媒介”，从“媒介”
的视角回头观察研究对象因“媒介”而复杂化的种种变化与发展。在这场重要的对话中，“翻译”
是事件组成的基础条件和要素，它是参与事件的人的延伸。翻译的存在、
运转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事件的走向，进而影响历史进程。且这种“媒介”
的视角可以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媒介既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一种“中介”，媒介作为“工具”
带来历史性的社会变革，如印刷术的产生颠覆了旧有的知识传统，改变了社会结构；媒介作为“中介”
影响甚至主导历史的走向，如翻译的存在对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媒介”
的视角，才能将曾经那些大众以为“不证自明”的历史事实明白地摆在众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