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
6月19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
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制造复苏 惟实励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以下为精彩内容精编,
发言内容由网易财经智库整理,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 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
儿等措施
目前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有钱,储蓄率高反倒说明我们还不是那么有钱。因为收入相对较
低,同时可能对未来成本支出有比较高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收入不高,也要在其中留出一部分作为预防性
储蓄。实际上,很多家庭都过于谨慎,会过高地估计未来的压力,所以他今天会从并不高的收入当中,拿出相当一
部分用于预防未来的支出和应对不确定性。这样当然会影响当期的消费支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话,
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中国包括中央、地区两级政府真正用于家庭的福利支出还是太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家需要在家庭上面
支出更多,家庭才能消费的更多。家庭现在有很多成本几乎全部由家庭自己负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已经
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每年增长5%—6%,政府的预算支出完全有可能开始向家庭倾斜,如何让家庭同步地
分享GDP增长?从微观上讲,涉及到整个收入共享的机制该怎么建立。这些都到了需要认真研究的时候了。第二
,整个国家支出层面上如何能有越来越多的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把有些东西免费给老百姓。比如,现在生孩子和育
儿的成本能不能由国家买单?从出生到小学的费用能不能由政府负担,我们在类似这些福利上的花费还是太少。
要让家庭有更多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国家需要在家庭上花费更多。过去我们为了经济增长,把更多的钱投到基
建上,改善国家基础设施;投到企业上,改善企业装备水平,提高竞争力。但现在很多投资已经没什么回报了。中
国三足鼎立的经济,有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重要主体。现在看来,家庭是一个短板,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改变
,这个改变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预防性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否则,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对未来成本支出的估计,会持续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要考虑如何能让家庭的
一部分支出成本由国家跟家庭共同分摊,有些干脆就由国家买单。我们应该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国
家要负担家庭在生育、育儿、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更大份额的支出,来分摊家庭的支出压力,这样才可以让家
庭消费和福利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最终也有助于保持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动力。
育儿费用首先应该完全由国家承担,因为中国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六七十万亿元,这在过去是需要的,现在不
需要这么多。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为这要求整个国家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方向要有改变,需要认
真研究。中国现在的预算支出项目当中,几十年都没什么太大改变,都是投资性和建设性的,消费性的项目和福利
支出太少。
我觉得现在要考虑大幅度增加消费型的预算支出项目,从增量上说,更多的钱应该花在家庭层面上。我不是说中国
现在完全没有在家庭层面上支出,而是我们的财政支出体系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变化,否则我们很难走出高储蓄、低
消费的怪圈。
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 即便回流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
全球看,中国制造业的格局已经是相当好了,供应链系统非常完备和发达。只不过整个链条里面可能还缺最高阶的
3%-5%的链条, 一些特别核心和关键的技术产品,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加工出口产业获得快速扩张,逐
渐带动本土企业的转型。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外资过程当中,本地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也因为合资企业
的技术外溢,开始逐步提升,并最终发展成为外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由此,中国的供应链开始持续扩大,覆盖越
来越多的领域和行业。哈佛大学的Growth Lab编制了一些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我们发现,20
00年中国还排在全球第42位,去年已经到了第16位。美国排在第11位。这说明,过去十年中国与美国的技
术差距缩减了一半多。
但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很大,但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所以中国在技术开发
等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将来差距还会不断缩小。
正因为如此,其实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担心对离岸供应链的依赖。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他们来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
风险。他们现在要“去风险”,这谈何容易?寻找供应链的第二来源,不仅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最多也不过解决
少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依赖,无法从总体上脱离中国。
所以,部分发达国家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真正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反过来,那
百分之几的核心技术产品虽不在我们手上,但随着不断的研发和技术进步,技术自主的问题最终可以解决。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首先,就规模而言,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和中国不在一个数量
级上,这些制造业即便回流到美国,美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有一些企业回流确实发生了,
例如,有个别制造业企业从亚洲转到了美国附近的拉美地区。现在美国提出不一定完全“在岸”,但可以“近岸”
。美国认为,跨越太平洋有风险,特别是遇到突发的疫情,不确定性比较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能解决让美国现在面临经济问题、结构性问题吗?美国“铁锈带”工人可以重新回到厂里面就业
吗?我看都很难。对美国来讲,把制造业放在墨西哥会觉得安全一些,但能想到并不等于做得到。未来能够把多少
原来在中国的这些供应链都搬到美国的近岸?没那么容易。对发达国家来说,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长远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通胀压力,因为在别的地方找替代都要付出巨大的调整成本,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达到中国的
供应链规模,因而不可能将制造成本降到中国的水平。成本居高不下,就可能造成美国的经济、甚至整个西方发达
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导致非常糟糕的情形。最近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也对可能发生的这个后果表示出了担忧。
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制造复苏 惟实励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以下为精彩内容精编,
发言内容由网易财经智库整理,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 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
儿等措施
目前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有钱,储蓄率高反倒说明我们还不是那么有钱。因为收入相对较
低,同时可能对未来成本支出有比较高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收入不高,也要在其中留出一部分作为预防性
储蓄。实际上,很多家庭都过于谨慎,会过高地估计未来的压力,所以他今天会从并不高的收入当中,拿出相当一
部分用于预防未来的支出和应对不确定性。这样当然会影响当期的消费支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话,
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中国包括中央、地区两级政府真正用于家庭的福利支出还是太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家需要在家庭上面
支出更多,家庭才能消费的更多。家庭现在有很多成本几乎全部由家庭自己负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已经
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每年增长5%—6%,政府的预算支出完全有可能开始向家庭倾斜,如何让家庭同步地
分享GDP增长?从微观上讲,涉及到整个收入共享的机制该怎么建立。这些都到了需要认真研究的时候了。第二
,整个国家支出层面上如何能有越来越多的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把有些东西免费给老百姓。比如,现在生孩子和育
儿的成本能不能由国家买单?从出生到小学的费用能不能由政府负担,我们在类似这些福利上的花费还是太少。
要让家庭有更多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国家需要在家庭上花费更多。过去我们为了经济增长,把更多的钱投到基
建上,改善国家基础设施;投到企业上,改善企业装备水平,提高竞争力。但现在很多投资已经没什么回报了。中
国三足鼎立的经济,有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重要主体。现在看来,家庭是一个短板,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改变
,这个改变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预防性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否则,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对未来成本支出的估计,会持续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要考虑如何能让家庭的
一部分支出成本由国家跟家庭共同分摊,有些干脆就由国家买单。我们应该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国
家要负担家庭在生育、育儿、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更大份额的支出,来分摊家庭的支出压力,这样才可以让家
庭消费和福利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最终也有助于保持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动力。
育儿费用首先应该完全由国家承担,因为中国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六七十万亿元,这在过去是需要的,现在不
需要这么多。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为这要求整个国家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方向要有改变,需要认
真研究。中国现在的预算支出项目当中,几十年都没什么太大改变,都是投资性和建设性的,消费性的项目和福利
支出太少。
我觉得现在要考虑大幅度增加消费型的预算支出项目,从增量上说,更多的钱应该花在家庭层面上。我不是说中国
现在完全没有在家庭层面上支出,而是我们的财政支出体系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变化,否则我们很难走出高储蓄、低
消费的怪圈。
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 即便回流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
全球看,中国制造业的格局已经是相当好了,供应链系统非常完备和发达。只不过整个链条里面可能还缺最高阶的
3%-5%的链条, 一些特别核心和关键的技术产品,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加工出口产业获得快速扩张,逐
渐带动本土企业的转型。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外资过程当中,本地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也因为合资企业
的技术外溢,开始逐步提升,并最终发展成为外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由此,中国的供应链开始持续扩大,覆盖越
来越多的领域和行业。哈佛大学的Growth Lab编制了一些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我们发现,20
00年中国还排在全球第42位,去年已经到了第16位。美国排在第11位。这说明,过去十年中国与美国的技
术差距缩减了一半多。
但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很大,但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所以中国在技术开发
等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将来差距还会不断缩小。
正因为如此,其实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担心对离岸供应链的依赖。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他们来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
风险。他们现在要“去风险”,这谈何容易?寻找供应链的第二来源,不仅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最多也不过解决
少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依赖,无法从总体上脱离中国。
所以,部分发达国家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真正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反过来,那
百分之几的核心技术产品虽不在我们手上,但随着不断的研发和技术进步,技术自主的问题最终可以解决。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首先,就规模而言,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和中国不在一个数量
级上,这些制造业即便回流到美国,美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有一些企业回流确实发生了,
例如,有个别制造业企业从亚洲转到了美国附近的拉美地区。现在美国提出不一定完全“在岸”,但可以“近岸”
。美国认为,跨越太平洋有风险,特别是遇到突发的疫情,不确定性比较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能解决让美国现在面临经济问题、结构性问题吗?美国“铁锈带”工人可以重新回到厂里面就业
吗?我看都很难。对美国来讲,把制造业放在墨西哥会觉得安全一些,但能想到并不等于做得到。未来能够把多少
原来在中国的这些供应链都搬到美国的近岸?没那么容易。对发达国家来说,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长远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通胀压力,因为在别的地方找替代都要付出巨大的调整成本,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达到中国的
供应链规模,因而不可能将制造成本降到中国的水平。成本居高不下,就可能造成美国的经济、甚至整个西方发达
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导致非常糟糕的情形。最近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也对可能发生的这个后果表示出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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