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
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
常之道。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
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
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
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
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这种
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
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
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
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
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
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
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
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
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
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
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
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
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
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
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
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
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
，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
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
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2.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
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
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3.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
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
，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