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序言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
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
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
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
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
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
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
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
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
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
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二〇〇〇年，我还是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主持人，
进了央视后，这个头发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装，坐在主播台上，
想着自己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不知道怎么才能忘掉自己。
陈虻说：“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
第一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1)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
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
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
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
么？”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
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
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
“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
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
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
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
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
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
“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
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
‘《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 ’……”
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
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
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
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
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
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
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
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 ”
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
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
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
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
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
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
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
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
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
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