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是学霸，学习对我而言太过吃力。
1980年9月，我上小学一年级，距离我五周岁还有两个月。周围的同学都比我年长，最少也要大我一岁，有些
人甚至要大我三、四年。当时我每天努力让自己不尿在身上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何谈什么学习？何谈什么竞争？
入学测试倒是很顺利，因为我识字，而且不少。但上学第一天是学拼音，我认识的那些字全无用武之地。到今天我
都还记得，第一天的课程是学习六个韵母：aoeiuv，学完了中午放学之前要随堂测验，证明自己能够
背下来。那是在1980年，在我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就根本没有拼音这种东西存在。我母亲当时查字典，不用
拼音而是用四角号码；我父亲不是汉人，对汉字发音完全没有信心，他是用偏旁部首。我一个四岁多的小朋友，
面对天书一样的aoeiuv六个符号，单是记住它们的发音就用掉了我整整一个上午，还想我用笔把它们给画出
来？凭什么U的脑袋上多了两个点，发音就变了？为什么就它一个加点，别的都不加？究竟还有没有规矩？
随堂测试不及格，一个“笨”字徐徐落在脑门上。
后来我看小朋友的教材，每个字母都配了图。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字母e还要费心费力地画一头鹅，把鹅的身体盘
成e状，脖颈朝身体背转过去一圈再伸向前去。我那时什么都没有，翻过《春天来了》的那一页，后面就是六个又
黑又硬的字母，让你直接开始背。
我上的是部队子弟小学。因为是军事基地的缘故，对外不开放，许多随军家属需要在基地里找工作。没有文化的就
去做体力工作，有文化的就编入小学，成为教师。我的班主任董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一个短发圆脸的中年北方女
子。脸上两道浓眉，眉下目光如刀。鹳骨一左一右两丢红晕，看起来就像是个白皮肤的藏族牧羊女。很久之后回
想，他应该是河北山东一带的人，来到云南日久，于是脸上有了高原红。
董老师阴沉，不喜欢说话。每次从门口走进教室，胖大的身躯飞速移过来，前面几排座位就会立即陷入她的阴影之
中。她教育我们的方式主要靠工具，也就到了这几年，教鞭的主要用途才改为在黑板上指点。但在当年，教鞭都是
用来鞭笞学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根成人一肘长的竹枝，小拇指粗细。因为长期攥在手里，也因为不断抽打
在学生满是汗水的背脊上，它变成了金黄色的一根，甚至有些晶莹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根打到“包
浆”的教鞭。
那根教鞭无声无息地挑起，董老师猛地一抖手腕，竹梢撕裂空气，发出令人窒息的“咻咻”声。有时候阳光从窗外
侧着打进来，能看见董老师手里挥舞出一个金黄色的扇形，扇形的边缘落在某个倒霉蛋的白衬衣上，就会猛然停
止，重新坍缩回一根竹子。但与此同时，白衬衣上会出现一条鞭痕，两边的布料因为空气急速向外流动而形成两
道隆起。如果离得足够近，还可以在阳光里看到无数细小的皮屑和灰尘在疯狂飞舞。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不尿在自己的裤子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你不明白一件事：董老师
从第一天上学开始，就不喜欢我。
对于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而言，班主任老师喜欢什么学生，不喜欢什么学生，这是一望而知的事情。这一点不因为年
岁小就有什么不同，反而因为幼小的缘故，对于人情冷暖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即便是一株幼小的草，也对自己周围
的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为它没有太多对抗环境的能力，它想要全力活下去。
事情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也许我早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路。上学太早，跟不上进度；老师严苛，对我
有偏见。这些都是很好的自我开脱理由，曾经我的一位朋友就以小时候打针打坏了脑子为理由，过上了几十年无
忧无虑的幸福人生。一切失败，一切放弃，一切不如意都是因为那一针，而自己所得到的任何一丁点东西，都是和
那一针抗争的伟大成果。
第二年的某一天，记得是个什么节日，有人送了父亲一袋香蕉。那时候我们有许多水果罐头可以吃，但是新鲜水果
除了小苹果就只有火把梨。想要改口味的话，就只能走进山里自己去找覆盆子和各种浆果。香蕉是个稀罕事物，每
次得到一点点，有用塑料袋封起来，放在电石催熟。那次是整整一袋，而且已经完全成熟，金黄灿烂的两扇甜美的
香蕉。
父亲在晚饭后带上眼巴巴的我，径直穿过门口的碎石场，爬到对面半山腰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砖屋。敲开门，出来
的人和我打了个照面，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董老师好！”，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站在门
口，和董老师聊了好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老师脸上有笑容，她收下香蕉，还走近到我近前，伸手摸了摸我
的头，称赞我是个“聪明孩子”。
从此我在学校的生活就更变了。在过去，我在董老师的视野之外，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董老师愿意在我身
上多花一点时间，愿意多讲解两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在她那里获得肯定。于是，在不知不
觉之中我的学习成绩慢慢跟了上来，并且一点点赶超了过去。虽然教材和过去一样困难，我依然需要背诵许多难以
记忆的内容，要理解竖式、借位、进位这样莫名的概念，依然要花费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理解，但是
最终我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因为在学校里，在董老师那个地方，我总能获得支持和鼓励。
小学二年级，我是班上第二名，三好学生，并且被任命为班长。整个二年级，我就在脑门上挨过董老师一记教鞭。
一直到大学之前，我都在和比我年纪更大，体力更强，发育更早的孩子竞争。稍微不注意，身边就会有几十人轻松
超越。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了游泳池的深水区，周围深绿色的一片。水线亚过胸口，让人呼吸困难，肺泡燃烧，
需要拼尽全力不断踩水，才能让上半身浮出水面，拥有片刻轻松，然后再次落入水中，继续踩水。但好在我有小学
时候的经验，对自己有一种天真的自信，相信自己无论如何能找到方法，慢慢赶超过去。无非是慢一点，无非是后
来没有人会轻易基于赞扬和鼓励。
这样的我，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我之间，只有一袋香蕉的距离。
在许多年里，每次回想起这袋香蕉，我都会面皮发烧。觉得如果不是它的缘故，我不可能从董老师那里得到那么多
的关照，不是完全因为自己努力的结果。进一步想一想，这也就是说我的命运操控在别人手里，并非是我自己所能
决定。其荒谬之处在于，在命运的天平上居然是一袋香蕉起到了贿赂的作用。
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
每个家长都希望教师能够无偏私地关照到自己的孩子，都希望教师是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在我的成长经
历中，很少遇见住在山坡上孤零零一栋小砖房的灵魂工程师，连部部队分配的家属楼都住不进的灵魂工程师。董老
师在基地子弟小学里上班，班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基地里的中高阶军官，他们不会去到小砖房去看望一位子弟小学
的老师，他们最多给校长打个电话就好了。家长希望老师尊重关照自己孩子的同时，大概很少想过，老师也是肉眼
凡胎，同样需要得到家长尊重和关照，同样需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鼓励。打动董老师的不是我，也不是香蕉，而是
父亲带着我去她家拜访的这件事情。
作为这件温情往事的注脚，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句我们告别离开董老师家的时候，父亲对董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
“老师，你的这个教鞭啊，最好把竹子在水桶里泡一个星期，拿出来之后阴干，这样打起来更疼，还不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