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朱颜改》中的小说内容大致聚焦于外地移民初到上海，定居上海的奋斗及心路历程。
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探索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在魔都的生存沉浮，从稚嫩激烈到沉稳成熟，
没有一条路是为她们预备的，但她们仍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期待，并踏实走在自己的路上。
2月7日，“都市移民中的‘她’力量”——《只是朱颜改》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办，
这也是“三联｜书城读书会”第十四期活动。分享会上，《只是朱颜改》一书的作者张曦与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围坐而谈，共同解读这部跨越二十年的都市女性心灵图景。
重启写作
活动现场，张曦从她的创作历程谈起，这位游走于学术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作者坦言，
自己的写作生涯是“不断被打断的过程”。从中学时代创作武侠言情小说，到大学读中文系重拾写作，再到保研、
读博，学术之路一度成为她生活的重心。“我们这一代人，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张曦回忆，
她的第一次创作中断就发生在高三，为了应对高考，她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2002年，张曦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小艾求职记》，并作为头条刊发，这给了她莫大的鼓励。
当时《上海文学》的编辑觉得，小艾是一个像于连一样的野心勃勃的人物，
彼时的上海充满了这样寻找梦想和野心的人物。随后的两三年间，张曦又陆续创作了多篇作品。然而，
随着进入《学术月刊》工作，以及成为母亲，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让她在十余年时间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
“一直到2016年，我才重新拿起笔。”张曦说，那时的她面对孩子的成长与自己的年龄，感到一种紧迫，
“我对自己说，我还得重新写作，再不写就真的不会写了。”重启写作后，她的节奏慢了下来，思考却更加深入，
“我开始想我的小说到底要表达什么，我希望能在小说里多一些对人生的思考。”
作为“70后”，张曦坦言，自己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我看过很多作家艺术家的传记，
觉得他们的生活太悲惨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这种对平衡的追求，或许正是她这一代写作者的共同特质。
张曦将自己的创作生命比喻为一幅由“被打断的时光”与“不变的情意”织成的锦。她坦言，
《只是朱颜改》这部跨越二十年的小说集，
本质上是她作为一名新上海人的精神考古——从《小艾求职记》中野心勃勃地闯入都市的小艾，
到《只是朱颜改》里在卖掉的旧居中与过往挥别的凌青，人物轨迹与她自身的生命迁徙形成了隐秘的共振。
张曦深入剖析了自己短篇小说核心主题的演变。早期作品如《阳台上的女人》，
借助里尔克的诗性叩问爱情中“自我破碎”的真相；《办公室里的七朵花》则通过男性视角，
审视体制内压抑的欲望与幻灭；而近作《逃离》与《她们的音乐餐吧》，
则更多地聚焦中年女性在获得物质安定后所面临的精神“真空”与“女性情谊”。张曦强调，
驱动自己写作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技巧，而是必须被捕捉和定格的、幽微而坚韧的情意。
她坚信这种根植于具体生命体验、无法被算法复制的“抒情”，正是文学作为“人性堡垒”的最后尊严。
张曦虽然注重故事性，但更重视小说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能够表达情感、承载记忆。
比如《小艾求职记》中不复存在的复旦南区宿舍，《阳台上的女人》中那个可以俯瞰十字路口的拐角阳台，
都是作者个人记忆与都市经验的交汇点。
每个人进入上海的方式，决定了他们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
王宏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张曦的作品进行了梳理。他注意到，《只是朱颜改》中的小说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
从2002年的《小艾求职记》到2024年的《残酒春欲晚》，主人公也从刚刚来到上海的外省青年，
逐渐成长为面对中年危机的新上海人。从早期“小艾”基于生存理性的功利选择，到后来“凌青”
们在获得物质安稳后所陷入的情感迷惘与精神荒漠，恰恰是把一个新上海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处境，
以及当时社会的真实变迁，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叙事力量。
“有人把张曦比作女版的巴尔扎克或司汤达。”王宏图说，“但张曦自己承认，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张爱玲。”
他指出，张曦早期作品中已有张爱玲式的意象，如《小艾求职记》中描写的女主人公“像古戏里走出来的怨女”。
文贵良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居所。作为一名从湖南来到上海工作、生活二十余年的“新上海人”，
他对小说中人物居住空间的变化有着切身体会。“假如我有一个湖南朋友问我：你怎么看上海，我该怎么回答？”
文贵良提出了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他看来，首先就是“住”的问题。每个人进入上海的方式，
决定了他们观察这座城市的视角。张曦作为通过读书进入上海、并在此取得成功的新上海人，
她的作品自然带有这一群体的标记。文贵良将张曦的小说按照创作时间重新排列，
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居所变迁线索：从2002—2003年作品中的大学生宿舍、博士的外租房，
到2016年《只是朱颜改》中的自有住房，再到2018年《逃离》中的别墅，
以及2022年后作品中出现的网红主题音乐餐吧、西餐厅等消费空间。
“居所的变化，展示了作家个人生活的变化，也是一群新上海人的生活轨迹，
更是上海这座城市在21世纪前25年的变化。”文贵良指出，这种空间叙事不仅反映了物质条件的变化，
也揭示了人物精神状态的变化——从积极进取，到自主从容，再到成功后的精神困境。
文贵良特别分析了《阳台上的女人》中的空间设置：一个女性在自家阳台裸体，
被不远处另一栋楼里的男性通过望远镜窥视，而两人后来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同事。
这种都市中“窥视与被窥视”的诡异关系，只有在现代都市的特定空间布局中才可能发生。
成功后的精神上的迷失，是许多都市移民的共同体验
活动现场，关于女性处境的讨论也成为焦点。王宏图将张曦作品中的女性困境置于更广阔的人类困境中考察。
他提到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到十九号房间去》，其中一位看似拥有完美家庭生活的中产阶级女性，
却感到自我丧失，最终在旅馆租下一个房间，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但仍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最终选择自杀。
“这不只是女性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王宏图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各种社会规范的约束，
真正的自由很难获得。”他引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
指出张曦《逃离》中的主人公咏梅从别墅的聚会中逃离，但逃离之后又能去哪里？
王宏图认为，这触及了人类社会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其漫长的生物与社会历史基础，
它与人类漫长的成长期和家庭养育需求密切相关。当现代教育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智识能力与发展渴望时，
再让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情感丰富的女性，将“相夫教子”作为唯一或最高职责，就变得很难有说服力。
社会角色期待与个体价值实现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矛盾。
文贵良则从新上海人的精神轨迹分析了这种困境。“当你的空间突破了原来的瓶颈之后，精神不知道往哪里放。”
成功后的精神上的迷失，不仅是女性的困境，也是许多都市移民的共同体验。
当被问及《办公室里的七朵花》的性别设定时，张曦将其归结为特定时期个人对“环境压抑感”
的回应与艺术转化，而非预设的性别议题。面对生育等尖锐的社会性质询，
她则巧妙地将宏观议题落回至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自主性，既分享“女儿是我最好作品”的私人温暖，
又坚决捍卫“不应是外在强迫”的普遍原则。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