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党内民主很难行得通。宪政民主说。此一说依据的是对西方经典民主理论的继承和重构。
其认为民主政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
民间力量的壮大会形成多元化的权力制衡结构，并最终反映在宪法中，形成宪政民主模式。
刘军宁在区分了初级宪政和高级宪政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实现初级宪政的条件。
虽然从长远来看，国家步入宪政民主是一种必然，
但是宪政民主模式倡导的民主政治演变过程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考量。对于中国而言，尚存疑问之处是，
西方式的民主生成路径是否必要，西方式的民主生成过程是否一定会重演？
    综合各种理论就会发现，上述各种学说的思考基点都是国家而非个人，
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学者们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构建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开出妙策良方。
无论是宪政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民主作为一种普遍价值都是得到肯定的。不同模式的区别在于，
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民主是否比稳定、发展、正义等其它价值目标更具优先性。可以这样认为，
上述不同学说其实是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方面，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不同学说只是在不同的层面游弋，
很少有根本性的冲突。这些有缺点的论说之所以是可取的，是因为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思想，
若虑之周全必失之深刻，若虑之深刻则必失之周全。这是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前述的不同论说都在试图把握一个问题，
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着重考量的关键性变量是什么。正是在此一问题上，不同学者做了不同的取舍，
党内民主说取一党执政，宪政民主说取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国家说取阶级构成，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取法制化，
国家制度建设说和增量民主说则对关键变量作多元的认知。本文亦倾向于多元主义的观点，
即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关键性变量，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同关键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的制度变革必然要根植于本国的特殊的国情。这些独特国情也就构成了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性变量。
对我国而言，国情的特殊性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的超大型国家；其二，
我国有着数千年连绵不断的专制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