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之后，孔子站出来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老子在路上，孔子也在路上。说起来很在趣，20世纪西方
现代派文学，提出过一个在路上的概念，曾经激动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激动呢？因为在路上，一个人摆脱
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无比的陌生和未知，但是生命的缆绳还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上。这比你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强大，全世界年轻人都风靡在路上，这个概念不奇怪的。我曾经也非常着迷这个概念
，而且自己也投入了行动。但是谁能想得到呢？早在2500年前，中国顶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已经在路上了。先
是老子，再是孔子。孔子第一次隆重地上路，成为一个在路上的人，恰恰去拜访老子。它的路程实在不近，是从今
天的山东曲阜到今天的河南洛阳。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几岁吧，孔子是以学生的身份去问道的。现在洛阳好像还有一
个碑刻着“孔子问道处”。但是由于年代太远了，孔子这次长途旅行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其中还有好多争议。比
如在多年前，我在美国的休斯敦中央银行的大礼堂里讲述中国文化史，听的人非常多。我从上午讲到下午，整整一
天。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华裔历史学家递经纸条上来，他因为听到我在讲课的时候，把孔子放在老子后面，
就问他曾看到一项历史资料说老子比孔子晚了100多年，也就是说老子晚孔子早，这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确
实在历史书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了同一个人，太史儋的“儋”就是现在海南岛儋州的“儋”。因为太史儋也曾经
西出函谷关，而这是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由于同一个函谷关，由于同样的出关事迹，所以好多人搞混
了，甚至好多极其优秀的历史学家也搞混了。我相信孔子比老子小，而且他也认真地向老子请教过，因为有好多
古籍互相参证，这些古籍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我更相信这些古籍。接下来的问题
是，孔子与老子见面以后出现了什么情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对话？这也有很多说法了。由于他们俩后来谁也
没有过多透露这件事情，所以各种说法也只只是后人的猜测，猜测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
有意思：一种说法是老子看了一眼远道而来、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孔子，又看了一眼窗外与孔子一起来的朋友和
学生，以及他们身后的马车，他就说：“年轻人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老子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却包含
着对孔子的误会。老年人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孔子当时的意气风发，一是因为赶了长
路，终于走到目的地；二是因为见到了早就要来拜访老子，这种高兴劲头让老子产生了某种不太正面的联想。这是
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孔子刚坐定就问老子周礼了，也就是周朝的礼仪。老子说：“天下的一切都在变，不应
该在固守周礼了。”这句话正好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如果孔子不问，他也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他把天地人间的哲
学以以一个“变”字来概括，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反过来，孔子的问题也反映孔子的基本思想，他一心就想恢复周
礼。他的这种想法看上去是倒退，其实他是希望给这么辽阔的土地、这么纷乱的社会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礼
仪。也就是说，他想给老子所说的“变”以一种可控的程序、一种普及的仪式。显然，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不同的，
他们的精神方向也是不同的，但都是对的，产生了一种互补的平衡。对于他们俩的见面，我曾经写过一专文叫《
老子和孔子》，中间曾经用三四百字的篇幅发出过我的感慨，所以我需要朗读一下：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
之上的伟大的圣哲，这是中国文化两个原创者的会合。2500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该有凤鸟飞舞，百雀长鸣
。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他们在门外长时间长揖依作别。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
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问题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跟在后面的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
左右他们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
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
天和秋水突然相遇，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了自己是老子
，孔也更明白了自己是孔子了。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
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在他们两位身上，伟大的学说和长长有脚印是同一件事。这是我以前定的文章的
一个段落。孔子在拜别老子之后的20年，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他在外面走了整整14年，而且年龄已经
不年轻了，是从55岁走到68岁。这14年的行走，有一些学生陪着，他沿路讲的被学生记录下来，他的这些话
很想让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统治者听。但是他们不听，却被后世2500年间的中国人都听到了，也被世界上很多
人听到了。因此，这14年他好像没有走出他期待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他的这次漫长出走，历
史上叫作周游列国。当时所谓的列国，其实都是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军事实体。除了
征服和结盟，谁也管不了谁。但孔子却希望让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一些共同语言，他没有成功。孔子这次上路
有点匆忙，他一心想着在鲁国做一个旅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曾经掌握过一部分的权力，但后来实在冲破不了顽固
的传统的政治势力，被鲁国的贵族们抛弃了。他以前也曾经对邻近的齐国抱过希望，但是齐国另外有一番大开阔的
政治理念。齐国那个小个子的宰相晏婴，就不太能够接受孔子的那一套，孔子就只能去卫国了。卫国的君主卫灵公
很快接见了他，一见面就问他：“你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孔子回答以后，卫灵公马上按同样的数字给。这听起来
很爽快，不要上班不要干事，拿的俸禄是一样的。但是孔子走那么多路，难道就是为了拿这些俸禄吗？孔子等待着
卫灵公来问政，但是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牵涉到一个孔子认识的人，孔子面临
危险只能仓皇离开。后来，孔子在别的邦国遇到的问题，大体都是这样——一开始表示热烈欢迎，也提供一些生活
援助，但是完全不听他的政治主张。因此每一次都是抱着希望而来，后来又深深失望而走。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
道上不小心陷入了战场，孔子和学生已经七天没有吃饭。孔子看了大家一眼，问“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
为什么问题徘徊在旷野？”学生子路要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说“也许我们的仁德和智慧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
”孔子不同意，说“不，古代那些仁德和智慧很高的人也不被信任，反面被饿死、杀死。”学生子贡想回答老师
的问题，说“也许我们的正想太高了，老师能不能降低一点？”孔子 也不同意，说“不能为了别人接不接受而
降低了自己的志向。”学生颜回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了，说：“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好，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
；如果我们的学说很好，别人还不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孔子同意颜回的这个说法。
但他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真正的君子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吗？一会儿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就
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过一会儿他否定了，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可能被世人充分接受，被充分接受的就不可能 是真
正的君子。对于这个矛盾，还有孔子在进步还是保守的问题上的矛盾，后人总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批判。对这种
批判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还朗读一下：对于孔子的这类批判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
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它是泰山。它既不会为
南坡的阳光感到骄傲，也不会为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他政治思想上的南坡和北坡
，而在于他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生命情调，那就是至善、宽厚、优雅、快乐、健康。他以自己的漫漫苦旅，
让中国君子充满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