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历程，标点符号作为白话文的副产品，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标点符号的出现改变了文言文不断句的传统，使阅读变得更加容易，
那么，是先有白话文还是先有标点符号呢？时人怎么看标点符号呢？
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梳理，回顾了标点符号在中国的历史。
胡适率先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读，
即便如此，这在当时已经算非常新潮和现代的标注方式，
比起数千年来“句读知不知惑之不解”的传统有很大进步。
然而，这样的改良仍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的同时，编辑部在个别同仁的建议下，开始酝酿进一步改革，
11月1日出版的2卷3号上的句读符号一律采用“。”的做法。
杂志在用“。”表句的同时，添加了“、”，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
从2卷3号“句”、“读”间杂使用到第4卷，《新青年》杂志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
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这样的标注方式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
尽管《新青年》这时还完全采用白话文，但白话文的出场频率已经很频繁，
个别同仁因此尝试寻求突破，以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使语气委婉生动、抑扬顿挫。
在编辑的操作下，4卷1号上高一涵写作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已经在“句读”两种标注方法之间加上了“：”号、
“；”号，而且用来表示“读”的千篇一律的“、”号，也改换成为“，”号。
在同一期杂志上，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最为有力的钱玄同
也在《论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陈“句读”符号多元化。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的句号不是用“。”，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
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以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
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
陈独秀发表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它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
完全是“传统”杂志的版式，而到了4卷1号，下半部分的内容除却停顿一律袭用“、”，
其它的标引方法则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海归派”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归国杂感》。
该文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之标点符号更为细致、具体和到位。
本来，早在1915年8月胡适就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发表在《科学》的2卷1期上，
并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只是当时他节外生枝地将这10种又分为竖排和横排两种。
时至《归国杂感》，他在所能够出现的“，”、“。”、“：”之外，
破天荒地使用了“？”号表示质问语气，使用“！”表示感叹。
包括“……”表示删节的符号以及不确定的“□□”。
应该说，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典范符号的雏形。
钱玄同统一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
如同今天的报刊在文章标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统一体例一样，《新青年》杂志为了印刷上的整齐美观，
多次发布公告，希望无论是编辑同仁还是读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读符号”的标注规范、现代、统一。
钱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统一规范的作者兼编辑。
他在公开信中“承前”总结《新青年》标点符号发展史之后，便有“启后”式的展望：
“同人主张，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
于是，他亲自捉刀，对“同人各种主张”进行“去”与“取”的加工，并“奉告”以后标点符号的走向：
“（甲）繁式：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问，！叹；
（乙）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
鉴于钱玄同的极力敦促，白话文的编辑需要很快得到同仁的响应。
当读者慕楼对“文句圈点”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叠”的异议时，
胡适回答说，句读符号的问题，《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讨论很多次了。
甚至他还拿出钱玄同批评自己《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中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
“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
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的意思。”
胡适最后总结说胡：“总而言之，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
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种符号的主意。”
（《通信》，《新青年》5卷3号）不难发现，在《新青年》杂志编辑看来，
标点符号同样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的语言形式，
是白话文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创刊时的习惯以及同时代铸模的滞后，《新青年》上之前的一些广告语和固定体例都没有及时改变，
个别文章也还有惯性使然的因素。为此，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陈望道对《新青年》颇为不满，
认为他们在文字语言革新上不够彻底、坚决、完整，缺乏“诚恳的精神”。
他说：“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
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
陈望道奉劝《新青年》诸子不要贻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遗憾。
要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在他看来，过渡时代的文化先驱倘若现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机，就会后患无穷：
“将来时过境迁，则此过渡的遣迹又是一种陈症，又须用猛烈剂辛辛苦苦的去医他了。
那时回想诸子现在之所革新岂不是拔毒种的霉么？”
读者来信表明，时至1919年，《新青年》在标点符号上的使用依然杂乱无章。
针对读者的批评，钱玄同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视角给予了答复：
“《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
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
对于陈望道提出的标点符号异议，他解释说：“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狠好。
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
我以为不妨并存……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
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认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应提倡，
到了明日又该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通信》，《新青年》6卷1号）
从以上分析来看，《新青年》杂志社在标点符号意见上基本是一致的，
除却标引方式不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上的“完备”、完善，并走适合汉字、
有力表达的功能化道路却没有什么不同。汉语复杂且悠久，它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点滴尝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比自己更为激进的青年读者面前，《新青年》同仁显示出了当事人面对现实应有的稳健和成熟。
《新青年》规定了标点符号使用规则
从“个人”见解到同仁的“心理”，从“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见，
《新青年》最终于1919年年底形成一个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体例。
从7卷1号起，杂志的标引方式走向“画一”。在新一期的杂志扉页上，
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
这个“说明”相当于今天杂志和报社的投稿须知。
《说明》对“。”、“，”、“；”、“、”“：”、“？”、“！”、“——”、“……”、
“『』”、“”、“﹏﹏”等13种符号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统一的规范和说明。
“行款”还对每页码横竖多少字数、“每段的第一行必低两格”、
句读“占一格”、“。”“？”“！”三个符号下面“必空一格”等4个方面作了一一说明。
这个标点符号体例是《新青年》发展史上最为完备、统一的符号，
也是今天我们写作和印刷使用的标点符号基线和蓝本。
“本志编辑部”这样告诉读者和作者：“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
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
现在从七卷一号起，画一标点符号和行款，说明如左。”“说明”之后，
最后一再申述这一“说明”的意义是：“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
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最后的“！”号，就是编辑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标点符号进入汉语世界并出双入对、双栖双飞的既成事实同时也昭示了它的“明媒正娶”。
从偏房到到堂屋，白话文经历了从副产品到汉语世界正品的华丽转身，
从此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每一个使用的人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关系。
在白话与读经并举的今天，从标点符号的视角回眸《新青年》上发生的那段往事，
也许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儿。毕竟，这“句读”中有你、有我，
也有他（也包括“她”）：小小的“句读”、零散的“符号”，
不经意间标点着近代中国20世纪的脚步、丈量着现代性演进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