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二十)
第二十节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
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 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
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
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
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
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
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
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入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
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
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
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 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
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
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 年。我不喜欢
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
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
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
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 月至7
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 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 次,每次1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
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
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
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
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
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
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
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
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
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 种盲文:英国式、
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
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
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
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
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
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
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
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
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
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
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
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
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 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
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
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
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
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
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
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入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
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
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
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 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
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
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 年。我不喜欢
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
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
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
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 月至7
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 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 次,每次1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
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
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
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
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
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
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
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 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
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
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 种盲文:英国式、
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 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
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
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
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
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
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
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
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
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
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
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
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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