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外卖员是一份“男性气质”主导的工作。
但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的研究中，有不少女性骑手得以成为外卖领域的“佼佼者”，
“单王”比例甚至超过男性。近日，在2023年首届全国外卖配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
冠军同样由女骑手黄晓琴夺得。
女性如何进入男性气质主导的外卖配送行业，并成为“单王”？从2021年开始，
黄岩开始关注外卖行业的女性，试图探究她们在商家处取餐时，如何利用性别气质示好商家；
将商品交付给顾客时，如何进行情感劳动来保障好评率。
与此同时，黄岩和团队发现，女性骑手在取餐、送餐过程同样会遭遇性别歧视，
且性别歧视多来自女性商家和女性顾客。
以下是黄岩的讲述。
一、成为外卖骑手：大多数女性是被迫的
我和我的学生们持续关注劳动者权利。20年前我们就开始关注珠三角沿海普通农民工的权益，
近几年随着平台经济（如美团、滴滴等）的兴起，我们开始关注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
我和我的学生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研。
我们注意到外卖骑手这个群体中有女性存在，跟学生讨论可以从性别角度关注。
其实做学术研究切入新的群体或领域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劳动权益、性别、分配机制、
平台算法……之所以选择性别角度，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被男性主导的高度竞争行业。
我们的调研从2021年开始。我的学生到外卖站去蹲点，逐渐打开了我们访谈的窗口。
我们发现外卖骑手中不仅有很多女性，她们的业绩更是不得了，成为“单王”的比例非常高。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外卖小哥在街上车子骑得飞快。骑手要求速度快、爬楼时精力好、抢单又要耐力强，
体力要求很高，女性似乎不会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那如何解释女性能频繁抢到单，
甚至成为“单王”，比男性的业绩要更好？其实大家平常也可以留意一下，
上电梯时碰到外卖员也能与ta们聊一聊，女性外卖员肯定会说“我可不比男同志差！”
这些女性为什么选择成为外卖骑手？
首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普通老百姓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疫情、
国际贸易环境等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
经济环境不好、就业压力大，很多人丢掉工作才进入这一领域。
三五年前我们觉得做滴滴、外卖、快递等工作听起来自由又高薪，但现在只能说这些行业进入门槛低、
收入还真不一定很高。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被迫进入这一领域的，而非它工资高。
一些女性因为多种原因进入这一行业。比如自己原来较稳定、生活力较好的工作岗位没有了；
比如家庭要求，早晚要接送小孩，需要弹性工作等，但主要原因还是前者。
此外，我必须要强调，无论做代驾还是外卖，这些领域的女性肯定比男性要更艰难，但也更坚韧、坚强。
因为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没有退路，一般人是不会进入这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我们可能无法体会骑电动车在路上飞奔的艰苦，更别说受到的歧视、驱赶、冷漠。
我们在电梯里看到外卖员好像很轻松，但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在趁着这一两分钟舒缓自己。
看到女性做骑手很多人第一感觉是“不够体面”，
家庭的和社会的规训会让人认为是“男人没用”才让老婆出来干这样的体力活，
于是很多人会用异样眼光看待她们，这种无法言说的压力会持续积累在她们内心深处。
二、情感劳动背后：耗竭的痛苦与系统性压力
我们一直在挖掘女性成为单王的原因，其中情感劳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我们调查的站点提供的数据显示，女性单王的比例远远高过男性，
我们对此的解释就是情感劳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不论怎样定义，外卖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行业，
平台设计对服务的规范、情感等因素占到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激励和惩罚机制中，沟通因素很重要。
情感劳动是社会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其本质是一种剩余价值剥削的过程。例如空姐在为你提供基本服务的时候，还需要保持微笑。
相比男性，女性投入的情感因素多一点。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在商家处取餐时，
女性单王骑手或是采用性别气质引发商家同情；或是依靠主动攀谈、发挥交际作用来示好商家，
建立与商家的情感联系；或是主动帮助商家保障配送中商品的质量，促成商家尽快出餐，
实现商家与骑手的双赢。在将商品交付给顾客时，女性单王骑手往往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情感劳动，
积极顺从顾客配送之外的要求来保障准时率和好评率。
其实不只是外卖行业，很多行业都存在情感劳动，比如传统的保险销售员、相对“负面”的酒吧陪酒员等，
这都是情感劳动。但是，他们的情感投入、情感行为和外卖、滴滴不同，
后者存在平台的惩罚机制，二者本质一样但考核机制不同。
持续微笑服务是否会导致骑手情感上的额外付出甚至损失？这种“情感耗竭”确实存在。
我们理解的情感是一种真实表达，但一旦这种情感表达变得商业化，它仿佛就永远不会枯竭。
这种情感的消耗不仅是面对客户，更多的是面对平台的苛刻或主管、同行的压力。
明明别人排队比你晚，但却拿到餐先走了，这种压力是系统性的。
当然，后面我们还发现，女骑手得以脱颖而出的并不只是依赖情感劳动，也因为女性更坚韧、
愿意投入更长的工作时间。比如三点钟点下午茶的开始多了，
男性骑手到中午两点可能就到立交桥下抽烟休息或打游戏，而很多女同志不会选择休息，还会用时间来换单。
此外，女性也善于用基于自身身份和经验所获得的知识也就是性别知识来解决工作问题。
你们举的例子很典型，名厨朱莉娅·柴尔德在战略服务局工作期间，
被要求解决由好奇的鲨鱼引爆大量水下炸药的问题时，
柴尔德的解决方案是烹饪和试验不同的配方作为鲨鱼驱避剂，并将其撒在炸药附近的水中以驱除鲨鱼，
这一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如前所说，在商家处取餐时，
女性骑手会主动帮助商家保障配送中商品的质量，促成商家尽快出餐。
但是，女性骑手在取餐、送餐过程依然会遭遇性别歧视，且性别歧视多来自女性商家和女性顾客。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外卖行业，台湾大学的蓝佩嘉老师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标题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观察发现女主人对女家政工人要更苛刻。
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何明洁老师的一部专著《劳动与姐妹分化》也在阐述这个问题，
何老师发现高档酒楼里当服务员的年轻女性与已婚女性之间会相互看不起。
年轻女性可以涂口红化妆或用甜言蜜语吸引客人，客人多点菜点酒她们就能多一些回扣和奖金；
年纪稍大的女性就在后厨切菜洗碗端盘或者做其他体力活。这两类人群之间是相互看不起的。
生活中肯定也会有这种现象，在一百年前，美国一个管理学派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领域，即情感的同性相斥。
三、工作中的女性：“熬”是策略
女性骑手劳动力市场有两类人群，一种是年轻的未婚未育者，他们可以经受高强度体力活动，
很有可能月薪过万；一种是已婚已育者，她们有家庭劳动“拖累”：比如早上要送小孩到学校，
中午接回来吃饭，下午四点半学校又下课了。她们只能利用碎片化时间工作，而送外卖的时间弹性相对更好，
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这些女性投入外卖行业的收入就只能是做个家庭补充了，毕竟家务占据了她们很多时间。
有一位来自重庆的女性受访者，她丈夫是全职送外卖，她周末去帮着一起送，她告诉我们自己打三份工：
平常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只需干八小时，可以送完小孩再上班，但工资很低，每月只有两千多元；
下班后她把孩子接回家就去超市做导购，卖卖洗衣粉和床单；周六日她又和丈夫一起去送外卖。
她说自己从外地来，经济压力非常大，不干三份工这个家庭就没办法运作了。
当然，平台是很残酷的，如果你高峰期没有投入那么多时间的话，你的单就会少，单价也会下降，
这些人也就没法成为单王，单王是一定要“熬”时间的。
说到“熬”，其实我们还做了另一个研究，叫作《“熬社保”：
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关注对象是富士康女工。
富士康女工集中在内地， 女性骑手则一般在一线二线城市。县城尽管也有外卖服务，但熟人太多，
对速度要求也没那么高，女性一般不会选择做这个行业。
因为“熬社保”这个词，有人说这是对我国社保体系进行批判，其实不是的。
2013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密集出台的年份，很多工人拿起法律武器要求企业将拖欠资金补齐，
沿海地区因此有一股劳动集体罢工高峰期。
典型问题就是员工入厂打工三十年，但企业只为其买了十年社保，之前或之后很长时间都是空白，
这就是未足月缴纳；或者未按照实际月薪而是最低工资标准买社保，导致未足额缴纳。
因此前几年就有“追社保”的现象，这首先就是因为我国社保体系完善了。
接下来我再说说“熬社保”。
从我国工业布局来看，劳动用工密集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城市，
来自农村内地的农民工被迫到外面去打工，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导致他们的社会保险碎片化。
今年在深圳打工，明年去上海打工，小孩要上学了又得再回老家去，零散社保可能就不够15年。
而女性作为非常弱势的群体，会因为照顾家庭被迫退出劳动领域，成为“留守女性”，
“蹲”在家里负责接送小孩读书，连种田都不太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所以女性地位也很低。
近几年逐渐有了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这给女性带来了积极变化。富士康向郑州的典型产业转移，
让女性可以重新回到职业轨道上来。尽管这些劳动产业要求苛刻、收入低、劳动条件恶劣，
但至少也算是给了她们机会。产业转移背景下也有一些老年女性能参与其中，
老年妇女可以接零散订单做手工活，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变化。
部分女工也因此选择在老家也能购买社保的富士康工作，即便再辛苦也愿意“熬”够15年。
这听起来也是可以弥补一些社保劣势的，当然这仍是无奈之举。因为如果在打工地就能解决社保问题，
小孩跟着家长在打工地读书再解决廉租房问题，那他们也不必回老家“熬”这份社保了。
四、工作的“体面”：大学教授比工人有尊严吗？
现在，很多外卖员的学历很高，这其实没有让我们太惊讶。
之前就有过报道说外卖骑手中研究生、专科学历占比不低。其实，对于大学生送外卖这件事，
说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我会说年轻人就业多元选择是好事。但这恐怕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我的理解中，大学毕业生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份更“体面”的工作，才会选择去跑外卖，
很多跑外卖的年轻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过渡职业。
这里提到了“体面”，并不是别的职业有多“体面”，而是送外卖实在是太辛苦了，
要保证体力、忍受客户冷眼，是很不容易的。
前阵子针对“海底捞员工为顾客跳科目三”的新闻也引发了比较多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这是海底捞服务员为了生存放下尊严。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
在海底捞表演和在舞台上、电影里表演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海底捞表演？
我个人不同意“有损尊严”的说法。旅游时导游活跃气氛讲笑话这有损尊严吗？我觉得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服务内容增加了，我们觉得不适应。传统服务再加一个表演，为什么不行呢？
也有人认为白领比蓝领工作有尊严。但对我来说，
我作为教授也需要去讨好我的领导、我的顾客、我的学生，我还没有反叛能力。
不同人对尊严的定义不同，酒店门口迎宾被客人吆五喝六的没有尊严；
但上课必须迎合学生、挑他们愿意听的讲，这同样是另一种“没有尊严”。其实，这都只是我们的工作而已。
坦率地讲，在我自己做研究的二十年间，在劳动尊严这种问题上也有过一些教训，
比如说大学教授和学生有时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在访问工人时犯一些错误，甚至问一些很幼稚或残酷的问题。
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学生社团邀请街上摆烧烤摊的一个小伙子来分享烧烤经验，
有个学生问，“大哥你打算一辈子做烧烤吗？你不觉得这个工作不体面吗？
你自己有人生和职业规划吗？”我当时作为老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对烧烤大哥也是一种伤害。
但反而烧烤大哥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一名退伍军人，爸妈都身体不好，
他退伍后辗转在大城市打工，也做过所谓“白领”。但后来因为经常要回老家照顾父母，
工作收入又低，就转做烧烤，把爸妈接到身边来照顾，他们白天串肉串，晚上他和妹妹去出摊。
他说：“我干过那么多职业，没有任何一个能比我现在这份职业更能安顿我的家庭、照顾我的父母，
现在没有多少家庭能实现一家人坐在一起的幸福的。”
这就体现了不同人对劳动尊严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