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
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
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
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
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是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
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
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
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
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
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
，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
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
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
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
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项跟“教养”真正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
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甚至
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
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
。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
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
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
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
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
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
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
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
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
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
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
。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
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