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标准究竟由谁来定
这个“别人”，往往影像资料中某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化形象，即所谓的“明星脸”。也因此，常有人嘲讽说韩国
选美，挑出来的选手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仿佛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那种“标准化的美”，本身就是以丧失自己
独特的个性为代价的。
更要命的是，有时这个“别人”还完全是异文化、异种族的形象。韩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女性对自己的外貌不满，
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她们的“美”是以美国文化中白人女性的形象作为参照系的，这样，黄种人的单眼皮、
五官轮廓似乎怎么看都不会好看。
类似的心态，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也同样若隐若现。好莱坞挑选的亚裔演员或者是国际T台的东方超模原本并不
符合国人审美，但不可否认西方审美已经在侵蚀我们原有的审美观。
“美”的标准究竟由谁来定，这或许永远会有争议，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以前中国人可不会把白人看作
是“美”的参照系。近代洋人刚到中国时，人们乍看到这些金发碧眼的外人，并没有赞叹他们俊美，而看作是鬼
怪——“洋鬼子”。这也不是老百姓没文化，博学的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提及沿途不少白种人的城邦
，却都是诸如“容貌粗鄙，文身绿睛”或“容貌丑弊”这样的记录，只有瞿萨旦那国外貌像中国人，亲近中原文
化，在玄奘眼里就显得“仪形有体”，连人也好看起来。
这确实可以让我们反思：是不是只有符合某个标准的才是美的？
在当今这个鼓励多元、五彩缤纷的时代，用某个标准来规范所有人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也是不现实的。可以说
，参差多态方才美，坚持本色才是美。去模仿他人、想方设法变成他人，即使那有可能，恐怕也仍然不是真正的
美。因为如果总是以他人作为参照标准，那你是很难对自己满意的，也无法获得自信。
美应当是认识你自己、表达你自己，最终成为你自己。
理解中国之美，
首先需要文化自觉
事实上，中国人倒是一度曾被看作是“美”的参照系。成吉思汗西征之后，蒙古人把东方的绘画技法往西传播，
催生了中亚、西亚流行的细密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作为样本的中国人肖像就被看作是“美”本身。在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中，奥斯曼大师说到细密画家为了强调一个新娘的清新
脱俗，“学中国人那样涂白了她的脸，并为她画上了凤眼”；而另一位主角则哀叹：“就算看见了我的美貌，很
可惜，他们仍然坚信一个女人的眼睛和嘴巴非得画得像中国美女那样，才是美丽。”
可惜后来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吹拂之下，中国人变得不自信了，不再坚持中国之美，总是想要去成为“别人”。
想要重新理解、诠释“中国之美”，首先需要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
什么是“文化自觉”？就是在对自身本质的找寻、挖掘的基础上，一种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
德国文化巨匠歌德曾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沉思，发现这座哥特式建筑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按古典规则衡量
，它是不规则、不对称乃至古怪的，但如果认真审视，那就不能不承认它是自足的、美的，其独特气质有一种自
发之美。他由此强调：“唯一真正的艺术是能表现特征的艺术。如果它的影响力源于深刻、和谐、独立的感觉，
源自自我独特、不顾任何外界事物的感觉，那么不论出自粗暴的野蛮还是文雅的感情，它都是完整而鲜活的。”
这一宣言确立了德国的文化自觉，那些后发国家，开始追随德国文化。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1940年游历
了巴尔干各地，就发现当地人“从位于柏林、维也纳的大学毕业回来，对农民的服装、舞蹈、礼仪之美完全视而不
见，觉得它们都带着野蛮气息”，他们想通过模仿进入德国文化的俱乐部，“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她强调，这
会让人丧失自身根底，无法看到自身之美，重要的是认识自我，“每个人都有令人赞叹的价值，因为他的经历在
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
这样的追慕别人与重寻自我不断上演。俄罗斯贵族一心追慕巴黎风雅，曾低估当时蓬勃兴起的俄罗斯文学与诗歌
；日本五六十年代仍然对美国文化极度崇拜，却没有发现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摄影正冉冉升起。
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类似的处境。是时候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诠释“中国之美”，这不仅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文
化根源，也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重新理解自身的本质和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