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打乱了所有人2020年的计划，
我们被迫留在家里与病毒做长期斗争。每天都能刷到那些令人心烦的消息，
仿佛外面整个世界都忧心忡忡。
吃不到心心念念的火锅，喝不到日思夜想的奶茶，
有口罩就抢，有酒精必囤……突然哪天嗓子疼有点上火，
体温高了0.3°，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要没命了。
有一本书预见性地对病毒进行了精准的描述。
“一场能制造灾难的病毒，必须既拥有杀伤力，又具备传播能力。”
“鉴于人类与病毒的共存关系，只要有人类存在，病毒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
有网友评论：这届病毒，太狡猾了！
虽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但只要充满希望，
我们坚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
英国资深心理咨询师史蒂芬·约瑟夫说过：
成长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途中，懂得孕育希望人，
更容易实现真正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状态改变。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突如其来的不幸时，
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得到成长呢？约瑟夫在《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
中给出了创伤后成长的方法。
创伤摧毁假设世界
灾难总是突然到来，不可预测。不仅如此，它还与我们的世界观背道而驰。
我们在内心深处都默认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所以亲身面对最糟糕的境况时，我们关于世界的假设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儿童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曾说，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基础性假设，
即“假设世界”，它支撑起了我们的整个概念体系。
很多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自己的父母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
然而，我们在一生中会不断重新审视我们对世界的假设，
这种审视通常由小及大，由弱及强。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已经悄然发生。
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我们在各自的文化圈里换成了其他替代物，
比如政府、教育和信仰。
它们其实和圣诞老人没什么两样，都让我们相信正义、公平、
幸运、可控性、可预见性、协调性、仁爱和安全——这些信念都根植于我们的世界观深处。
它们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是我们设立生活目标的基础。
根深蒂固的假设，就如同建设房屋的脚手架，构建起我们全部生活的框架。
创伤会一举把脚手架拉倒，让我们暴露于残酷的生存真相之前——
我们的生命十分脆弱，我们不可能永远活着。
我们曾经认为父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疾病或死亡击垮；
我们曾经认为世界是公正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屡屡遭遇不公。
正如一位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所言：“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我曾经信仰上帝。
但在那之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幼稚的幻想。”
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
人类是脆弱的生物，死亡总在伺机待发——这是我们出于本能不愿接受的残酷真相。
我们在自己心中筑起高墙，把对生命脆弱的恐惧阻挡在外。
然而，摧毁的世界总有需要被重建的一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固有假设与创伤信息之间的矛盾？
假设在你家桌子上摆着一只珍贵的花瓶，它可能是某位亲朋好友赠送的礼物。
然而有一天你不小心把它打落在地。花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碎成了几千几万片。
你跑过去捡起地上的碎片，心里难过极了。
你要怎样才能把花瓶复原？
花瓶已经碎了一地，看来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会试图把它拼回破碎之前的模样。
如果他们足够幸运，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做到，让花瓶看上去跟以前一模一样。
但如果凑近了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它现在之所以还能维持原来的形态，
全仗胶水和胶带之力。如果你再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花瓶上的创痕历历在目。
虽然它好像已经恢复原貌，但只要再受到些微震动，花瓶就将再次变成碎片。
这就好比人们在在创伤之后试图维持自己原有假设世界，
他们常会变得更加脆弱、更有防御心，也更易受到伤害。
他们已经严重受损的假设世界将会一次又一次面临破碎的危险。
实际上，创伤经历者把创伤纳入到原先假设世界的过程等同于儿童学习中的“同化”过程。
这个概念由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她是指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转换
，以使它符合现有的认知方式。然而有时，这种转换会使信息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与“同化”想对应的概念是“顺应”，人们也可以根据新信息对现有假设做出修改，
即修改旧有假设以适应新的信息。
回到我们的碎花瓶故事：另一些人会捡起碎片，用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
他们也会因自己珍爱的花瓶被摔得粉碎而深感悲伤，但是选择接受现实。
他们知道，它再也不可能恢复到曾经的模样了。
该拿这些碎片怎么办？或许他们会把这些色彩缤纷的碎片拼成一幅马赛克镶嵌画，
以新颖而别有意义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记忆，这也就是“顺应”的本质
“同化”并非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只有在“顺应”过程中，我们才会发生创伤后心理成长。
真正的治愈来自自己的给予
我们天生就是有能动性且趋向于成长的生物，天生就能调节自己的心理体验，
维持自我认知的统一，以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
但是人们也都不愿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加以斧凿，要抛却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认识，
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特别痛苦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试图通过“同化”来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固有世界观。
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重防御心理，让我们更脆弱也更易受到伤害。
创伤幸存者在尝试“同化”信息的时候，也会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看上去也更加脆弱。
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同那个被粘回原样的碎花瓶，涂满胶水、缠满胶带，也更容易碎裂，更容易为新的创伤击垮。
“同化”创伤就好比跟大象拔河，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创伤向我们的价值体系发起挑战
它让我们直面生命存在的真相，把我们旧有的价值观击得粉碎。
我们越是试图抓住自己的假设世界，就越发无法接受真相。
我们必须要“顺应”我们了解的真相，修改我们的假设世界。
我们需要明白，坏事确实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大多数人都将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体系，
了解到生命的无常、随机和危险。
采取“顺应”策略的创伤幸存者在谈及往事时，和采取“同化”策略的人截然不同。
他们会强调自己为重新理解创伤经历而做出的努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他们不仅会谈到个人转变的积极面，也会谈到消极面。
“顺应”虽然是创伤后成长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创伤受害者调节过度，
把旧有的假设世界全然抛弃，也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
人在受到伤害之后，一定会从经验中学到点什么——比如说，
应该避免去某些地方，避免接触某些危险人物。
而调节过度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很危险。
从短期来看，这种矫枉过正的努力也许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
使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创伤信息。但从长期来看，它缺乏适应性。
要想渡过创伤，我们需要在同化和顺应之间取得某种适合自己的平衡。
人有心理成长的内在本能。只不过这种内在本能可能屡屡受挫，
甚至干脆进入休眠状态。创伤来临之际，正是它发挥效用的时候——
改变我们过去的假设世界，释放我们的自然本性，重建新的自我。
我们在经历创伤之后，正需要激发它的力量。
我们必须积极承担起重建生活的责任，以此获得创伤后的心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