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话语的警觉是在十几年前产生的。那是在我从医的第三年，也就是我医生生涯的最后一年，
那个夏天伤寒病大流行。为了追踪传染源，我在整整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里，与所有的伤寒病人谈话，
可是我仍然没有寻找到传染源。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发现找不到传染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所有病人的主诉都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撒谎的人在人群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是人们不用撒谎，
他们的话语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真实，在这个不真实的话语疑团中，所有的语锋都指向多重岔路，
结果是搜寻者必然误入陷阱。我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更喜欢文学，
但是也不排除我对口头语言的厌烦和对书面语言的信赖。更深的醒悟姗姗来迟，那已经是90 年代中期。
我在德国见到了一个久违的朋友。她是九十年代初嫁给一个德国人的。她的故事当时很轰动。
轰动的原因并不在于她嫁了一个老外，而是因为她一句德语都不懂，还有，她的长相比较难看。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老外的选择，我们就试图理解她的选择。但是她是一个寡言的女孩子，
在我们几个好友的不懈追问下，她简单地告诉我们，
她选择这个老外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在中国嫁不到一个这么英俊这么文雅这么体贴的男人；而她此生的理想，
就是想要一个体贴她的男人，想要一栋舒适的房屋和爬满青藤的小花园，所以，她宁可放弃话语。当时，
我们都认为她的牺牲太大了太大了。
我们都一致地认为她为自己难看的长相和接近于痴人说梦的理想付出了人生最惨痛的代价。
转眼就是我再次见到她的90 年代中期了。这一次她带给我的不再是轰动而是震惊。她依然没有变得漂亮，
但她生育了两个非常漂亮的混血儿。我们坐在她家大花园的木椅上喝咖啡，青藤果真爬满了她的篱笆。
花园的远处，她的小女儿在荡秋千，儿子则在很开心地与他老爸踢球；花园的近处，是她的油画画架。
我的这位朋友，依然只能说最简单的德语，但是她的神态已经深刻改变，
安详得如同在富裕安定的生活中过了三辈子一样。显然，她不仅没有付出人生最惨痛的代价，
而且顺利地达到了她的理想。她深有体会地对我说：“说话不重要，最简单的对话足够管用。亲密的人之间，
更重要的是眼睛，是表情和动作。你认为呢？”我认为我朋友的人生体会是一种真理或者接近于一种真理。
那一天，我回到我居住的饭店，坐在窗前，望着德国幽静的绿树成荫的居民区想了很久很久。我想：
这个世界上最普遍的矛盾和麻烦难道不都是话语引起和造成的吗？
一个人的话语只是在出口的一瞬间具有真实性。可这一瞬间眨眼就过去了。
重复者和传播者使用的是自己的理解和语气，接受者则又有各自的理解背景。
任何一种最细微的因素都能够改变话语的顺畅流通，使之产生多重意义。于是，我们的生活中便充满了絮叨，
充满了解释，充满了流言和蜚语，充满了隔阂和攻击，也充满了谩骂和扯皮。想想多么无聊啊!其实，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与你无缘的人，你与他说话再多也是废话。但凡与你有缘的人，
你的存在就能惊醒他所有的感觉。你们不用说话。你们即便说话也是一堆泡沫，在阳光下，五颜六色，
看起来很美丽，其实它仅仅是你们情感交流的衍生物，过去了也就消失了。发生了就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拥抱，
而诺言注定会随风而逝。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