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现代史是一部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历史。这个国家从朝鲜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实现了
自由民主转型，取得了技术优势（现代、LG、三星等知名品牌就是绝佳的例证），创造了席卷全球的韩流文化。
然而，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实已危机四伏。早在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之前，韩国的经济就已岌岌可危，社会经济
裂痕加深。近来，奉俊昊导演的作品《寄生虫》于韩国走红，该片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了现代韩国社会的种种不
公：贫富差距在工业国家中位居前列，不幸者债务缠身，年轻人面临失业，老年人普遍贫困，生育率全球垫底，老
龄化急速加剧。内忧之上，更兼外患：中国和美国是韩国的头两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升级为韩国
带来了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韩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韩国勇于推进结构性改革，或许能够力挽狂澜；否则
，韩国将陷入“欧洲化”甚至“日本化”，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经济长期停滞。
更深层次的挑战是政治领域的挑战。唯有两党协作、全面改革，才能扭转颓势。然而，多年的党争已使韩国两党丧
失了互相妥协、建立共识的能力，导致政界无法推出有效政策以应对未来挑战。
长期下滑
韩国一度是“亚洲之虎”，GDP增势强劲，然而，这一辉煌时代早在20年前就已落下帷幕。韩国经济增长率于
本世纪初下滑至5%以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放缓，今年仅为1.4%，为2009年以来第二低。大
衰退后的几年间，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变得愈发明显：以往数十年间，出口和投资曾为韩国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使
之能够快速从衰退中恢复；但如今，它们对总产出的贡献日趋减弱。
之所以发生上述现象，是因为曾经推动韩国出口屡创新高的力量正在衰退。一方面，近年来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
和去全球化造成了波及全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衰退要归咎于韩国特殊的工业结构。韩国经
济严重依赖少数几个行业的制造业出口，因此，当其中一些行业趋近成熟、增长空间变小时，韩国经济就会遭受严
重冲击。
韩国的经济衰退也与中国有关。中国正崛起为科技强国，这加剧了韩国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另外，韩国的化妆品、
智能手机、汽车和信息技术产品曾是中国消费者的心头好，但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
量流失。2017年，韩国政府部署美国反导系统，为此，中国对韩国产品采取非关税措施，前往韩国的旅游团逐
渐减少，这使韩国的境况雪上加霜。
韩国经济放缓的一大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长期放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以及全要
素生产率（一种衡量经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效率等因素的指标）的大幅下滑。相较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其他
“亚洲之虎”，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较低。以单个劳动力在单位工时的产出为标准，201
9年，韩国工人的生产率仅为美国的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37%，这一差距延续至今。由于韩国已经具
备了较高的物质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仅靠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显著提高生产率。全球化鼎盛时期那辉
煌的出口增长和投资水平已然一去不返。
致使韩国生产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是僵化的产品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欠佳的制度。过时的商业法规、过高的创
业壁垒以及财团的垄断，导致企业陷入恶性竞争，使创新创业精神遭到扼杀。繁文缛节的行政规章、论资排辈的薪
酬安排以及僵化的人事制度（包括对雇员尤其是工会雇员的有力保护），使企业难以迅速调整员工结构，以适应新
兴技术和商业机会。因此，韩国青年大量失业，企业主为规避名目繁多的要求与限制而大量雇佣临时合同工，根据
去年数据，这些非正式工人在韩国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已高达37.5％。韩国公权力同样面临制度问题。要让经济
充满活力、敢于创新，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极具公信力、严管寻租和腐败的政府，而韩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
意。例如，韩国民众普遍怀疑司法系统腐败，任由权贵滥用职权。鉴于无法升迁的法官常常辞职加入财团的法务团
队，上述指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韩国的教育系统也未能紧跟时代步伐，并未向学生传授批判性思维和基本科技常识，而是一味强迫学生死记硬背。
知识经济的基石是创新思维和学科交叉，这种因循守旧的教育系统无法为知识经济提供土壤。因此，尽管韩国25
至34岁人口的高等教育率高踞全球榜首，却并未在科创领域取得可观的成就。
好在，只要能突破这些结构性瓶颈，就能实现生产率的激增，进而带动经济增长。韩国服务业正处于停滞不前的境
地，但颇具潜力。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缺乏融资渠道、研发投资不足、大型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以及过度监管
带来的困扰，受上述因素影响，服务业的生产率仅为制造业的一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监管阻碍了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发展。以Tada（韩国的一家拼车服务提供商）为例，其
用户数量近年呈爆炸性增长，一度突破170万大关；然而，2020年，为回应老牌出租车运营商的批评，韩国
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新规定，要求司机持有出租车执照，很快，Tada就破产了。严格的金融监管虽然旨在保障金
融稳定，却阻碍、减缓了韩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例如，银行业相关规定长期致力于限制互联网银行的规模，禁
止其从科技公司和其他非金融企业筹集超过4%的资本，立法者历经两年努力才于2018年将该限制提高到34
%。若能对监管框架进行重新规划，或有助于纠正上述问题，以形成更为活跃、更具竞争力的商业生态系统。例如
，放松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就业，便于工人转移到最合适的公司和行业，并允许企业家与创新者摆脱僵化就业结
构的限制，大胆思考、大胆实践。当然，与此同时，需加强配套的社会安全网，以避免由此导致的混乱。
另外，鉴于人口挑战已迫在眉睫，韩国需着力于对老年工人进行再培训，修改完善退休年龄、工资待遇和养老金等
制度，以减少劳动力衰减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解决结构性问题同样有助于减少不平等。诚然，部分不平等现象是由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等复杂因素导致的，不仅存
在于韩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但是，韩国的贫富差距是结构性问题招致的恶果：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相对高产的
制造业和落后的服务业之间的鸿沟，以及日益减少但仍然存在的性别薪资差距，都是社会不平等的幕后推手。
多重风险
尽管长期的经济预测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推测，在最好的情况下，假如韩国能够实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
，同时全球经济能从当前的低迷中恢复，那么，在合适的条件下，韩国经济有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
3%的年增长率；否则，到2020年代末，韩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降至1%。
在最坏的情况下，多重风险叠加，导致停滞持续10年乃至更久。上述风险包括急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金融危
机，以及高负债的家庭和小企业中增长低迷与财务困境之间的恶性循环。如今，这些危机已经初现端倪：经济增长
乏力，私企债务累累，房地产市场动荡。
诚然，疫情期间债台高筑的不只韩国一国，但韩国的债务水平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发展到令人担忧的地步。目前，韩
国的家庭债务创下史上新高，占GDP的106％，约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66％，这使得韩国民众缺乏抗风险
能力，难以面对高通胀、高利率等不利因素的冲击。
同时，韩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前景惨淡。首尔的房价曾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于2021年达到峰值；但如今，相
较于2021年，房价已下跌20％以上，且很可能持续下跌。家庭债务固然令人担忧，但事实上，债务只是拖累
了韩国经济增长，但并未对金融稳定产生直接威胁。韩国的贷款规定和首付要求相当严格，因此，大多数满足要求
的贷款人目前尚有余力偿还债务。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忽略恶性循环所带来的风险。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偿
还债务，入不敷出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21年最新的数据显示，韩国公司中竟有40.5%无法实现盈利，
这一现状非常令人担忧。
疏忽大意
在可见的未来内，增长放缓和不平等加剧即便不导致经济灾难，也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结构性改革必将带来经
济动荡，从而引发既得利益者与后起之秀、变革的赢家与变革的输家之间的社会冲突，进而使民粹领袖趁此机会迅
速崛起，以短视的方式解决问题。要缓解社会冲突、阻止民粹崛起，就需要政府与各利益群体展开建设性对话，但
是，韩国政界从未做到这一点。
以2013-2017年朴槿惠领导的保守派政府为例。朴槿惠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内容囊括教育、
劳动力、公共部门和服务业多个领域。然而，由于反对党和工会的一致抵制，该议程仅在公共部门改革方面略有进
展，在其他领域则尽数搁浅。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朴槿惠对经济改革的构想是正确的，但是她的想法也反映出韩国的其他系统性问题，例如薄弱
的体制和持续的腐败。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并因滥用职权和腐败而被定罪，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许
多人希望其继任者文在寅领导的自由派政府能在实施经济改革之余，推动其他领域的变革。人们对文在寅寄予厚望
，希望其恢复政府的公信力。文在寅主张建设更公正的社会，这一理念引起广泛共鸣，但是，文在寅政府为实现这
一愿景而采取的干预主义，只会使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僵化、加重监管负担、促使社会极化。早在疫情之前，私企就
已一度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房价飞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的前景显得不容乐观。
最近一次大选于去年举行，当时，共同民主党（文在寅所属政党）的热门候选人李在明（Lee Jae-myu
ng）与右翼反对派候选人尹锡悦展开对决。前者承诺实行进步政策，以打击社会不平等。但最终，后者以微弱优
势胜出。选民对经济低迷的不满之深、对当时执政党的怒气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尹锡悦承诺废除过时的法规，对劳动力市场、公共养老金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此振兴经济。然而，尹锡悦
未能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其任期的第一年充斥着种种失误、丑闻和争议。人们曾希望尹锡悦将日益极化、分化的
选民团结起来，但这一愿景已然宣告破灭。
尹锡悦及此前历任韩国总统的挫折发人深省，凸显出一个新的政治现实：韩国的超强出口曾经抵消或者至少掩盖了
国内的政策失误和社会裂痕，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今天，这样的安慰剂和粘合剂已经失效。制定正确的经济政
策变得空前困难，并且，即便政府选择了正确的政策，痛苦的适应期也将招致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韩国需要一位
锐意革新、远见卓识、能够超越政治分歧的领导人，也许这样的领导人将在下一代政治家中出现——这是韩国最大
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