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祥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
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
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省政府
征收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
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
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人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
，如要修机场、筑道路，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
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间收税，则全归人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
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依旧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
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
。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并在两税
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要地方出劳役，出土汞，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
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
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
啬夫、游儌。三老是掌狡猾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儌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
，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侯，军队每
到一地方，要点官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
时就得找地方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
这明知道不好办，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住，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
。地方行政官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
也硬要举出一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的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
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
也依然沿着旧习，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这是宋代
之所谓“差役发”。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
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