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文/梁晓声

贡献者:精小妖 类别:简体中文 时间:2020-05-18 06:26:09 收藏数:999 评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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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
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讲座。
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却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
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么?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宁三十五岁以前自杀么?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
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
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
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
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
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
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
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
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的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
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地帮衬着造势,
暗示出更其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事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
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
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
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
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
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
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当然,这里所指的,
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
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
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
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
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
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
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没有任何意义。
“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着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
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
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径。”
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屈指算来,十几年前的事了。
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
这乃是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
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
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么?”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
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的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
。平民反而是少数。美国这架国家机器,一向特别在乎你们中产阶级,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们的感觉。
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
若是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现象了。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
对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两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了的。正如中国的知识青年做梦都想到美国去,
以为将会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实际上,即使跻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
也只不过是追求到了一种美国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罢了……
当时联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的悲凉。
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的慌恐。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我伴随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一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
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
他说,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
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
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
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而已;
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
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
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
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
那么说时,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
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就接近实质性的平等了。
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愿望时,
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
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
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
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于平凡的人之间。
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
因而平凡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的人们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
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乐观的、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们。
后一种“不平凡”的人们,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不平凡”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
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
所以他们“不平凡”起来以后,也仍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
一个由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
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
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
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
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
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
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
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
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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