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得。在讨论是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
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广博。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五十年代曾参加过
“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读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的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对于当年的论争各方谁
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
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了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
“形而上学”得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
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
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打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
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
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面的坏蛋就昭然若
揭；好人方对坏蛋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
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于讨论的
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于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
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争论。我记得
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因为双方都在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对派是毒蛇那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他
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
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
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对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
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份不纯或者道
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了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
一对青年男女呆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
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感
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
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
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
利，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
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而且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
好，有人怀；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前苏联曾在遗传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
物学和生物学家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多次这种争论，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类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
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不说了，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
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
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热呢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
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
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
的先人祖宗。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
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
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
了奖，我看了以后不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
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
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
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
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
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最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
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乐于受到指
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决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
假如我不看电影，不看小说，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读点理论文章、学术文章。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作者以马
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
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实质上在反
对马列主义，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大的仇恨。
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
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
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
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发对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都可以强
让我喜欢（只要你不强让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让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
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
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
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闻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
果，但这实在令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羞耻，还那么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无耻，无耻矣！我实
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脸皮之人。除了这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道
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
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
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个方
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
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
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
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
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分飞
的场所，臭气熏天——决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得
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