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

贡献者:游客140070955 类别:简体中文 时间:2021-01-14 17:15:51 收藏数:15 评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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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
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回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回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
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
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
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
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
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
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
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
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
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
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
——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
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
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
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认为,因为某人写了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
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
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
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它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
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
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社会里,无信
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
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了,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
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
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
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
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
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的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
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
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
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
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
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
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信仰摆在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
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
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
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
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
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
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
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
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
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
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限,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
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
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文狠
下,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说来,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无
法比啊。
我对墨子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
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试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
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
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
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城分子,不怕国学家说
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
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
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
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
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很重要,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
可的,起码也该是鼎力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的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
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
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
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
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
面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
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
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
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了,但
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
给他们讲“割骨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
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
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
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诱惑力。你说它是
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
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那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
一根更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
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
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及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
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
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凶器、多少混肴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
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
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去考虑。我觉得领
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
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
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
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
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
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
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
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
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
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
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要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
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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