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和查利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休与我已保持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
而查利则在15年前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15年后，我和休重新找到了查利，也重新找到当年的友情。
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30年前的斯沃思摩。我当时才17岁出头，
是个胆小内向的布鲁克林技校毕业生，来到这所小型的教友会学院时，别人已经第二学期开学。
在教学主楼的教室里，两个男孩使我吃了一惊。他们似乎象征着整个
学院的风度：休正对约翰·东尼那些深奥的诗作大发议论，查利则专注于吐出一串串烟圈。
我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比我大两岁，看上去比我懂得多得多。休长得酷似影星马龙·白兰度；
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是其他人都很清楚，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查利满头微卷的红发总是乱蓬蓬的，
似乎有不少比仪表更重要的事得去考虑。他今后很可能成为心理学家，
但那时他正被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方式和出众的才华所吸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三人不停地交换着讨论的话题———上帝、文学、
人性，以及最热门的主题———姑娘。我认为正是这种整日整夜的长谈使我们早先的友谊牢不可破，
因为这种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一起，这在后来的日子里就难以办到；此外，还有参加辩论的冲动，
以及表现自己欲望和对新思想新观点的接收。
我和休都是纽约人，出身于忠实的犹太教徒家庭，
查利则是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的母亲是一位瘦弱的护士，
很少与儿子交流思想；他的父亲已经住进了一所精神病疗养院，事实上也再未离开过那里。
那些年，我和休都有了不少改变，但基本上依照的是传统文化。
查利的成就是最令人吃惊的：他几乎在短短数年中，就重新塑造了自己。
查利最先结婚生子。1955年，他与一位南方女子结合，我充任男傧相。
数以百计的宾客们身着盛装，围在新娘身边；查利则只有他的母亲、姨母、姨父，再就是我的一家和休。
五年后，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摆脱出来的查利来到了纽约，
从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终于再一次结婚———新娘是一位优雅含蓄的女士，
她对我们三人之间那种亲密而喧闹的关系似乎颇为不快。当我们各自组织自己的小家庭时，
查利的新夫人渐渐把他引出了我们原先的圈子，我和休一直很忙，
根本无暇注意到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查利夫妇已与我们失去联系。
15年过去了。休已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我则是一名出版商。在一次晚会上，
我偶然邂逅了一位熟知我们过去的女士。“你知道查利的消息吗？”
她说，“他又离婚了，眼下住在安纳波利。”
我走进隔壁房间，打电话找到了休。我俩一致认为，
无论查利是否愿意和我们见面，我们都应该去看看他。我很快设法搞到了他在安纳波利的电话号码，
带着少许紧张与兴奋拨通了电话。
“我和休想去看看你。”我结结巴巴地拿着话筒说道：“什么时候？”那熟悉的声音答道，
仿佛我们昨天刚刚聊过。
我和休抵达巴尔的摩———华盛顿机场时。查利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明显发胖了的身材，
稀疏的，却是红褐相间的头发，查利站在那儿，神态一如往昔。我们同时发出惊喜的叫声，
仿佛小孩子赢得了少年棒球队冠军。三个人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笑着、拥抱、亲吻。
然后挽着臂膀，我们感到自己无可匹敌，又成了重新聚会的“三巨头”!我们钻进汽车，
查利兴奋之至，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15年来的各种经历，以至于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岔道，
使我们在到达安纳波利前不得不绕了30英里的弯路。查利告诉我们，他的父母都已过世，
他也曾希望第二次婚姻能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但几个孩子出世后又告分离，他再一次过起了孤独的生活。
我和休在旅馆登记住宿，仍用当年大学里的老办法决定床位：抛硬币。
查利笑了：“嘿，我买了这个。”三只完全相同的礼品盒里，装着三条一模一样的领带：
栗色的底，印着蓝色的条纹。尽管天灰蒙蒙的，正飘着细雨，
我们仍然雀跃着把领带打上，顿时又成了三位神采奕奕的“三剑客”。
我们又手挽手地在安纳波利的街道上闲逛。在一家餐馆里，我们用最大号的酒杯喝葡萄酒。
我看见休和查利像我第一次遇见他俩一样又肩并肩坐在了一块儿，
对作家们的作品大发评论；而我也和从前一样，像个学生似的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兄长们的高谈阔论。
我们接着喝酒，继续逛街，试橱窗里的帽子，看绘画展览，四处溜达；我们饮啤酒，
吃成打儿的牡蛎，在当地的大学和海军学院里，我们被年轻人包围着，一瞬间我们又找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那天晚上，我和休躺在旅馆的床上，回顾着我们三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
我们尤其想弄明白许多年前我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最后我俩都感觉到，从查利那里学到了谈吐隽永，
那种讽刺式的幽默感把幽默与趣味带进了我们的思想与语言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查利的小公寓里和他共进早餐。我告诉了查利前一晚我与休的谈话，
查利笑了。休看着查利，静静地说：“查利，如果说我俩从你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你又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查利凝视着我们。“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说：“友情。”